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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著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尽管《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整个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介绍《1965年革命现代戏大丰收》，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它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在这些剧目中包括被江青文革中窃取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人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后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一4部初稿。姚雪喉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以写短篇成名的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也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份对吴晗《海端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密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3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出：《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二家村”(邓拓、吴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斗。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嫡怒笑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军，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文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宇报技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由于刘邓司令部被迅速打倒，毛泽东没有再写第二张大字报，所以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时定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题目的删定，仅一字之差，从中显示出这张大字报的威力和当时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威慑力。
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文章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毛泽东的大宇报，不仅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了一代文风。这是文革中影响最大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中共《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他们大多只有15——18岁)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它们被视为毒草)，欧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首都闹市区：王府井在八月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象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汽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二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在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拣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梁斌在1966年夏天因为《红旗谱》受批判，关进牛棚，《战寇图》原稿被没收，从此下落不明。魏巍在文革一开始，即成为黑线人物，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宣传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末完成稿《东方》被作为“黑靶”没收批判。
1968年2月27日下午5时多，峻青挨批斗后，走出上海作家协会大门，在巨鹿路的常热路口，迎面被戴大口罩的人挡住去路……奉吴法宪的命令，这个军人化装成平民，将峻青秘密绑架。经吴法宪审讯后，用三叉戟飞机将峻青送往北京卫戍区关押。在上海，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是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有人说他已死了。总之，峻青突然失踪。造反派闯入峻青家，抄走他的长篇小说《决战》初稿和《海啸》创作提纲，包括他几十年积累的创作素材。对其夫人平康进行迫害折磨，逼她交待丈夫罪行。
李英儒于文革开始后18个月被江青下令隔离审查，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家人对其生死不明。并于1970年关进秦城监狱。
姚雪垠得以幸免。毛泽东于1966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指第一卷)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六十年文艺大事：1919—— 1979》)有了毛泽东的这一条指示，使姚雪垠在文革中安然渡过，并完了《李自成》第二部。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京剧戏装、书本在燃烧、冒烟，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革命的少年，包括女孩子，还追随汽车赶到公安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阻拦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死前，他曾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在岸边的地上丢满了烟头。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有近二百名。在文革中被监禁、刑讯、关押、欧打和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家就更无法统计了，可以说几乎无一人幸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在1966——1967年，的确闹腾的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三角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标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不禁大拍其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特投入，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江青被异乎寻常的掌声所陶醉，演出后加以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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