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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著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台广播。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的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用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浪费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语录操”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
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像”，“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期间，被江青掠为己有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 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常《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史上也极其罕见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感到缺氧、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由于整个社会对典型的宣传和解释是片面性的扭曲的，带有浮夸倾向，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代之以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使“文化”“语言”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充满了砸烂、打倒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腐朽、死亡。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的发起。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涪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在1967年夏天，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北京）红卫兵文艺突然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大戏。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首先，介绍一下1967年——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一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一一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这是“中央文革”上层政治斗争在大学的曲折反映。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枪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做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派，“四 三派”、“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映强烈。在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曾活跃于文革初的红卫兵则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怒笑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双方谩骂。如，北京2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一“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老红卫兵在道义上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 (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
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
(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
《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等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
“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象：“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除此之外，红卫兵小报也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不小的活动天地。：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宇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一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人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抄俱下。当时《新湘江评论》曾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自信此生多风雨，潮涌漫湘江”(待考证)，还有评论员文章，“指点共产主义灿烂江山，激荡无产阶级血珠文字”这样的文字挥挥洒洒。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童谣”和“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逊。内收从文革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的红卫兵诗98首。诗选的靡页上写有：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一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天安门红墙，
象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
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一纪念毛主席“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莫斯
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她跑步
上前轻声说……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你捎几句话儿到
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毛主席。
——《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
诗选中收入的“歌谣”，—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广泛流传、另—部分则是“文人”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刘少奇算老几／老于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湖北)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恕不再举例。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但是，它们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和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末脱，而又霸气十足，是文革时代特
有的一 种“艺术特色”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还有：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8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诗人最后说：“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吴克强的诗作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湖北省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此诗中所述“哥哥”死亡一事，是否是吴克强家中的真事，还不清楚。但在文革中，一般读者都把这首诗当成生活的真实记录来读，这也是此诗传播甚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无论是自我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进入了每一 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宁静的和平生活击得粉碎。《放开我，妈妈!》整首诗发生悲怆、激亢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嗅出其间散发出的硝烟昧和血腥气。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 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冲突的激烈程度，他们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请松一松手一一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纵然是火烧雷劈，／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胸中自有雄文四卷，／横眉冷对大刀和匕首!——《挺起腰杆昂起头一…—献给我们的战友》(武汉吕凉)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兵把全部热情颂词献给了他们的战旗。战旗是文革斗争、青春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神圣象征。
在这本诗选中还收入了一篇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佚名)。全诗长约2000字，
是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首散文诗。此诗也成为中国文坛——历史“奇文”。
“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 个普遍的共产党员!”《献给披荆斩棘的人》评价这本诗选必须考虑到它编集时的政治背景。在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在7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当时风云人物——北京大专院校的五 大学生领袖：
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师范大学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清华大学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被毛泽东召人中南海，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蒯当场放声大哭。召见后，五大领袖返校，各自动员下属放下武器，拆除工事。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由此，“红卫兵运动”在1968年7月突然中断，造反的学生由“红卫兵小将”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在8一12月份66、67、 68届大中学毕业生即踏上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
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和大型舞剧《井冈山之路》1967年夏秋季，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各大学的几派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大型节目，在学校、机关、工厂及街头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的“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两派先后排演了三部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和《五洲风雷》，曾南下杭州、广州演出。清华大学井岗山在8—9月份排练大型歌舞剧《井岗山之路》，于10月1日公演。此剧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受到中学生所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启发。全剧历述清华井岗山的战斗历程，具有鲜明的“地派”色彩。参加此
剧演出的有部分中学生，包括主要演员。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地质学院、北航学院（地派组织）、清华附中等校参加。全剧演员有 200—300人。舞美设计及灯光布景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如：幻灯投影已能表现毛主席头像放光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舞蹈：一个被“血统论”诬为“狗崽子”的学生，不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红卫兵”的欺压、凌辱，坚决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头一次佩戴在外衣上，被“老红卫兵”揪下，第二次戴在内衣里，同样被发现夺走，并加以欧打，第三次，他毅然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鲜血流淌，震慑了执行“资反路线”的“老红卫兵”。此剧当时在北京各大学演出。
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泛痛笮臀杈纭犊勾笾琛* 1967年s一6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联合排演和公演了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简称：《路线》)。
此剧是为了纪念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而编创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史诗。
正因为这种共同经历，演员们排练都特别投入。打吴清华—场，蔡X作效果，为了真实，就真用皮带往自己胳膊上抽。胡莲有被推搡在地上的动作，为了像，就在水泥地上真摔。有些同学胳膀、腿硬，跳不好，想打退堂鼓。便有人声泪俱下地讲演：“我们不是在轻歌曼舞，是在战斗！”演员们二十多人睡在—间教室的大通铺上，自己找服装，制道具，帮厨作饭。
《路线》公演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观看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意见剧组没听，有的听了(如：加了“复课闹革命”—场)。“中央文革”下令派解放军进驻剧组，从此该剧组成为：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直属《路线》宣传队。
1967年7月1日《路线》进入“广播剧潮，由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转播。《路线》一剧一直演到1967年底才告结束。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1967年4月3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把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组织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讲话立即在北京老红卫兵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江青的讲话是对红卫兵创业期全部历史功绩的否定，包括毛泽东八．一 八对红卫兵的支持。在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北京老红卫兵派开始策划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5月2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演出。北京101中学的老红卫兵开始组创、排演《红卫兵组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仓促上马，紧急排练。
《组歌》作者：郭从军(101中高二10班学生)。在学校中是公认的才子。他执笔写词，曲子完全套用《长征组歌》。郭从军在 1969年入伍，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中，曾写有旧体诗词，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在此之前，101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文革前，学校组织过“校史联唱”(101中是1949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并有一个管乐队。
《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纷纷出现，在北京各校也排演此节目的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红卫兵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派的代表作。全部联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将肖华原词改写，句式不变。组歌共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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