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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7 来源：CCTV看见
数万人在厦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一年多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命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9月石榴刚熟，姥姥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七十七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离家前夕与母亲宋书玉在菏泽最后一次的母子合照）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过泳池。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半工半读，完成了六年中学教育。后来，他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历经坎坷，菏泽简易乡村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竟然保存完好）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五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在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被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六
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三十五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当年为他做的小棉袄。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八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而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九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附注：对高秉涵先生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里不能忘记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里一段至今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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