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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0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他成人之美而美不胜收。”在为《戏梦纽约》一书所作的序中，王鼎钧这样评价周龙章。
据说，“到纽约混世面，总绕不过周龙章这一脉”。自20世纪7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华人文艺界大大小小的明星、著名非著名艺术家，但凡想在纽约登台亮相，几乎都是周龙章在幕后张罗。于是，他就多了一顶“纽约华人艺术教父”的帽子。当然，这帽子，他自己不认，他说，这称呼该给张北海才是。
2016年，周龙章把自己40年来的经历集结成书，谈尽40年华人在纽约的兴衰荣辱。其中最多的，还是邓丽君、罗大佑、王菲等人当年在纽约的“深度八卦”。他下笔风趣，又自有分寸。在国内，这本书的名字叫作《戏梦纽约》。“戏梦人生”数十载，周龙章说，他不信神，但信命：“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谈到“成功”这个话题，他的总结是：“In right time，in right place，do right thing”，以及“by right person”。
年轻时的周龙章与钟楚红
“人生就是‘神仙、老虎、狗’。”周龙章说。
“他受苦，脱苦，救苦；他得助，自助，助人。”在为《戏梦纽约》一书所作的序中，大儒王鼎钧这样评价周龙章。
飘零
在海上已经漂流了三天三夜，15岁的周龙章早已吐尽了胃里最后一粒食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背靠着小舢板的船帮瘫坐，心里不免有些焦躁：还要过多久，才能到达香港？
忽然，船上起了骚动。船工们嚷着：警察来了，下去！下去！船老大走到船尾，掀起马桶，示意甲板上的人们进入马桶下的暗舱。他警告这些人：“被警察抓到，就会被丢进海里去。”
甲板上的偷渡客一个挨一个地走下去。周龙章的头顶上是大片浸满了海水的帆布，潮湿，冰冷。他的身边，是一个大肚子的孕妇。周龙章看了她一眼，分不出她眼里闪烁的是绝望还是希望。
头顶上的帆布传来“嗤”的一声，周龙章迅速闪开，帆布被割破了，刀片刺了进来。
过了半个世纪，回忆起这一幕时，周龙章眼中依然闪烁出了五味杂陈的光芒：“吓死了，大气不敢出一声。我和那些同船的人紧贴成一排，手攥着手，汗毛都紧着……最后过关了，马桶掀开，一个脑袋接一个脑袋钻出来，我冒头一看：啊，全是高楼大厦，终于到香港了！仰着脸，当时就泪流满面。”
“那是十几岁少年才有的野胆子，不给自己留后路。”后来，周龙章这样评价当年的自己。
上世纪60年代，因为自觉被家族排斥，15岁的周龙章从台湾高雄登船，偷渡到了香港。
周龙章的家世非常显耀。祖父周邦俊是上海滩名人，经营中西大药房、上海民谊药厂和中西电台，1929年创办的明星化工有限公司，是“上海家化”的前身。“明星”公司生产的“明星”牌花露水家喻户晓，1949年后，逐步演变为今天的“六神”。
周龙章四姐弟跟着父母周文同、徐慧珠迁台不久，母亲过世，父亲再娶，从此无心经商，家族产业交由寄妈（姑妈）周文玑掌管，周龙章和姐姐周凤章也交给寄妈抚养。
生长在台湾的周龙章，没有见过家族在上海滩时的繁盛，然而在台湾，祖父每到生日时都要避寿，会躲进阳明山一处宅子里，不见人。但大家还是会找到他，非要给他做寿，几十上百个职员跪下来给他磕头，他就给上百号人一人发一个元宝，周龙章也会得到一个。
按照命运的出厂设置，周龙章本来应当在舒适的环境中安然长大，读书、继承家族产业，做个安乐的少东家。
50年代的台北，娱乐形式缺乏。周家附近有家永乐戏院，每天晚上都有京剧表演。从两岁开始，祖父抱着周龙章去戏院看戏，他会咿咿呀呀跟着台上叫唤。
长大以后，周龙章每天都踩着单车去看戏，进而想学戏、演戏。
姑妈周文玑是个女强人，曾任国民党台北市增额“立委”，是宋美龄的姐妹淘，往来的都是上层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戏子与“花子”“婊子”并列，是最为人看不起的职业。周龙章完全脱离规范长大，不爱读书，要当戏子，还有点“娘”，这是周文玑无法接受的：“周家长孙怎么能当戏子，这样丢周家的脸。”一心想演戏的周龙章决心逃走，到香港去。
到了香港，自有专业人士负责这批偷渡客人。周龙章用3500块钱买到一个身份证件，上面的男孩跟他年纪差不多大，叫Alan Chow。从此，他就是Alan Chow了。
“我本属龙，小名阿龙，又姓周，发音跟Alan Chow竟那么像，简直是种天意（电视剧）。”后来，周龙章这样说。
香港
初到香港，周龙章在庙街租了一个床位安身。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演艺梦想，进入“南国剧团”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戏剧和电影表演。教他们表演的老师除了校长顾文宗，还有严峻、何梦华等导演，舞蹈老师是江青和郑佩佩。
毕业后，他顺利地与邵氏影业签约，开始接戏，每个月报酬只有200港元，主演一部戏有500港元奖金。当时，何梦华执导电影“西游记”系列，需要一名个子小的演员饰演孙悟空，顾文宗把周龙章介绍给何梦华。收到录用通知后，周龙章高兴得躲在厕所里哭。
为了演好孙悟空，他每天跑到香港植物园观察猴子的生活习性，几个月下来，俨然成了一只猴子。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演了电影《盘丝洞》和《女儿国》。然而，电影红了，人却没红。胡金铨、张彻等导演都跟周龙章分析过：他个子太矮，没有做明星的条件，很难出头。
1971年，周龙章决定退出演艺圈，到北美去读书。
采访中，谈起短暂的明星生涯，周龙章没有遗憾，只有释然：“我感谢老天爷让我有这个智慧，在这幺小的时候，已经演到主角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弱点，马上能够走掉，这是一个大智慧。”
事实上，他并不喜欢电影圈：“太辛苦了。我没有这个精力浪费自己的时间跟人家斗。娱乐圈不像画家，面对一张画纸，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在娱乐圈，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可以牵涉到你的前途，这不得了。”
“我演过了，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走得很适时，一切都刚刚好。”周龙章说。
纽约
1971年，周龙章到加拿大多伦多学习酒店管理。半年后，因为二弟周美章在美国纽约留学，周龙章从多伦多转到纽约。初到纽约时，他身上只有80美元。两个月后，在周美章和姑妈周文玑的帮助下，他在曼哈顿14街开了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小礼品店，从此在纽约扎下根来。
工作之余，他办了一个“龙章舞蹈团”，和几个朋友一起，周末或假日在当地唐人街社区表演中国舞和戏剧，也教舞，教戏。
1975年，纽约已经有80万华人，却一直没有专门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艺术社团。美国政府鼓励推广多元文化，联邦艺术委员会驻纽约的一名代表找到周龙章，希望他牵头成立华人艺术社团。这一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华艺术协会成立，周龙章担任主任。从此，他的人生被改变了。
周龙章回忆，那时，纽约只有一个唐人街，大概包括四五条街道；而现在，美国有四个唐人街。
70年代，美国政府将位于百老汇核心地带的“曼哈顿大厦”规划成为专供低收入艺术家租住的公寓，作为美华艺术协会的重要工作人员，周龙章也申请到一套。从此，在这套公寓里，谭盾、陈丹青等艺术家进进出出，“往来无白丁”。
上世纪70年代，42街一带是纽约最乱的地方，犯罪率高得出奇，毒贩、妓女、黑帮出没此地，到处是性用品店和黄色影院。纽约人将34街到59街一带称为“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在这里，周龙章亲眼见过同伴被入室抢劫的黑帮枪杀，也亲眼见到这里逐渐成为纽约的艺术重镇、都会繁华中心。
从1975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复杂的大陆与台、港关系，给美华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空间。“那时大陆还没开放，台湾很想争取国际市场，刚好我们在纽约，美国政府也提供资金，我们有能力做一些手续，美华就在大陆、台、港的沟通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right place’的作用。”周龙章回忆说。于是，在种种合力的作用下，美华逐渐成为中美之间，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一座沟通桥梁。
从8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的艺术工作者初到美国几乎都会找美华帮忙。知名艺术家、演艺明星希望进入林肯中心这样的世界级艺术殿堂，或者纽约其他知名艺术中心表演，也都通过周龙章一手操办。
“80年代的林肯中心可不像现在这样，有钱就可以租场地。”周龙章说。按照陈丹青的说法，当时，每年大大小小的活动有200多场：“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音乐——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一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周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
三四十年下来，周龙章手里便积累了不少明星的趣闻轶事。《灯火纽约说人物》里，记录下来不少这些大明星的侧面速写。
1990年，罗大佑到纽约，周龙章为他在林肯中心年度户外艺术节上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这一年，罗大佑在纽约创立音乐工厂，签了两名新艺人——王靖雯（王菲）和娃娃，把她们带到纽约训练。周龙章负责为两名新人找学校报名学习表演和声乐，每天开车接送她们，接待了半年多。周龙章眼中的王菲，有着“酷得不得了的鬼脾气”。
他说章子怡：“才21岁，个头小小的，尤其那张脸只有巴掌那么大，清清秀秀，说漂亮、说美可谈不上，人真的和和气气，一点没有电影界习性，但是有点刁蛮公主的脾性。”
他讲述了邓丽君逝世前的生活。万人仰慕的大明星，在他眼里，却是个少年就要出来养家，不爱慕虚荣也不喜欢名牌、享乐的“苦命人”：“像邓丽君这么红，亿万人都崇拜她，爱护她，要听她的歌。结果呢？结果她在泰国的清迈，在一家旅馆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一个人死掉了。这对人生来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玩笑？”
陈丹青说周龙章：“是他领我认识纽约这块地面，领略演艺圈乃至种种名利圈的荒谬、虚空、喜感，看清了海外华人的伟大与猥琐。”
外人眼中的美华，各种风光无限，衣香鬓影，但其实，美华的资金，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州议长每年拨款资助，一年上百场活动，七八万美元的资助着实非常有限。于是，周龙章想到了请纽约的富裕华人“领养”：“比如，顾正秋来了，梅葆玖来了，这边的票友都争先恐后地要领养。这个领养头等机票，那个领养住宿。我一般都选有大宅子的人，安排住到他们家里，比旅馆、酒店招呼得要好。”
傅聪来了，就要选家里有好钢琴的；马友友来了，总是住到波士顿的姐姐姐夫家，美华就负担波士顿到纽约的机票；胡金铨来到纽约，大多住在张北海（注：小说《侠隐》作者）家里，两个酒仙煮酒论英雄。
更多的人来到纽约，就住在周龙章家里。周龙章的家只有一室一厅，客人们来了，他让客人睡床，自己睡沙发或地板。
1990年，美华邀请大陆京剧名旦张君秋和台湾名旦顾正秋到美国，在林肯中心同台表演《游园惊梦》，并为他们颁发“终身成就奖”。“双秋”齐聚纽约，星耀北美，被梨园行传为盛事，在当时两岸关系的背景下，这本身也被视为一个团结的象征。然而，当年在后台，周龙章却被人指责为“蓄意挑拨”。为了保证活动顺利进行，周龙章在后台当场下跪以明心志。由于情绪过激，操劳透支，他的一只耳朵当场血流不止，后来，这只耳朵永远失聪了。
从1975年至今，40年来，周龙章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跑龙套的”。“罗大佑讲过一句话，周龙章是什么？周龙章就是跑龙套。我的工作，就是给所有大人物跑龙套，把他们跑得圆圆满满。”周龙章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
戏梦
或许是因为长期和名人打交道的原因，周龙章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得特别谦卑。
“他总是表现得特别低调和谦卑，把自己做过的事说得好像没什么价值，但是会非常真诚和热情地赞美别人的成就。”他身边的一位朋友说。
旅美纪录片导演陈玫君则觉得，周龙章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他总是以一种服务别人的姿态出现，对女孩子特别好，把女孩子照顾服侍得很周到。”
1990年，陈玫君来到美国读书，暑期到纽约探望在美华工作的学姐，因此与周龙章结识。美华的办公室只有两个人：周龙章和他的助手。陈玫君至今对周龙章同时用英语、普通话、粤语三种语言接电话印象深刻。
陈玫君说，周龙章是一个热情又好客的人：“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说好想你啊，好久不见（电视剧）了，你来纽约就住在我家里吧。他很慷慨地提供住的地方和好朋友们。”她戏称周龙章的家为“名人窝”：“小小的一房一厅，但是非常温暖。”
90年代末，陈玫君着手拍摄《梅兰芳的世界》，她希望以影片形式向西方社会推广京剧。她邀请周龙章参加影片的拍摄，讲解京剧历史、京剧知识并扮演梅兰芳。
在《戏梦纽约》一书中，提到这部作品，周龙章使用了一贯的自谦口气：“坦白地说，我何德何能，怎么能够串演一代大师的风貌？……对此，我只能说，在梅兰芳众多的纪录片中，这绝对不是最好的一部，它只是我一生中众多胆大妄为的事迹之一而已。”
然而，在陈玫君眼中，周龙章是最合适的人选。从70年代来到纽约，周龙章在社区活动中就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到各个学校去，把京剧介绍给美国的学生。
“他会用一种轻松又引人入胜的方式吸引人进入京剧的世界；他最得意的角色是美猴王，他会给学生们表演美猴王，但是他自己最喜爱的是旦角。他是一个汇聚中西方文化于一身的人，由他来介绍京剧、介绍梅兰芳最合适不过。”陈玫君说。
在拍摄的过程中，周龙章极其认真，一个镜头重拍20次也面不改色。
《梅兰芳的世界》于2000年参加了柏林电影节，陈玫君和周龙章一起到柏林走红毯，周龙章穿了一套纯白色的Gucci西装，非常得意地跟陈玫君说，张国荣也穿过这么一套。陈玫君说，周龙章喜欢收藏名牌墨镜，“他有100副墨镜”。
美华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建立，一直到21世纪初，一直是华人艺术家到纽约闯码头的不二选择。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迅猛，美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补贴美华艺术协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万美元，此外，还有企业赞助。周龙章小心经营，长期工作人员除了周龙章，就是他的秘书，举办活动都是临时聘请工作人员或义工。他在纽约经营酒吧“盘丝洞”，所得收入也用来支持美华和艺术家朋友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削减补贴，美华的运转资金也随之大减，时不时地还要通过筹款来募集经费。
“走一步看一步，有什么吃什么。”这是周龙章总结出来的他这一代华人在纽约的立足、发展、经营之道。
2000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纽约面向华人的演艺机构也越来越多。来到纽约的新一代“纽漂”们，身上多少都带点钱，也都把来美国之后的事情计划安排得很好，学绘画的学绘画，学音乐的学音乐，对美华的依赖，也越来越少。
周龙章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偶尔，他会自我调侃“过气了”。
2010年，首届“纽约中国电影节”在林肯中心举行。此后三年（2011～2013年），该电影节连办三届。2014年，由于经费匮乏，人事复杂，又戛然而止。一直到2017年，第五届才终于举办成功。
“关关难过关关过，打落牙齿和血吞。”周龙章这么描述自己的工作。他说，40年来，自己做的都是小事：“特别小心，把小事做好，能够做40年就不容易。”
40年来，凡是华人文艺界数得出名号的人物，从童芷苓、张君秋、顾正秋、裴艳玲到赵薇、章子怡、吴秀波等，都曾获周龙章的邀请，走上林肯艺术中心的红地毯。从戏到影，周龙章一直勤勤勉勉地推动着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他成人之美而美不胜收。”在为《戏梦纽约》一书所作的序中，王鼎钧这样评价周龙章。王鼎钧先生极其赞赏周龙章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待人接物之礼：“落落大方，包容异己，泯除芥蒂，能调和华洋关系，周旋于主流社会，适应艺术家的大小脾气，成就他们的演出活动，使华洋人士了解或者欣赏更多的中国艺术。”
周龙章说，事实上，40多年来，美华接触、帮助的90%的艺术家都是无名无姓的。明星、名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只有10%。《戏梦纽约》一书给人造成他身边名流云集的印象，只不过是因为“书上面好玩嘛，谁红就拿谁来写！”
谈到自己做事的诀窍，周龙章只有一个词——真诚。他不仅陪伴、守护这些一流的艺术家们，还陪伴、帮助他们的家人。陈丹青在北京居住的十余年，母亲一直在纽约，周龙章照顾她直到去世。
在周龙章的眼中，江湖上的事无非是“你过得去，我过得去，大家高高手，也就过去了”。
陈丹青说，周龙章是他的“私人教授”：“如果没有龙章，我不能想象是否能懂得人怎样在美国江湖如泥鳅般生存。”
很少有人提到的是，在纽约，环境那么复杂，生存那么艰辛，周龙章还读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戏剧艺术硕士；正如当年15岁的少年从台湾偷渡到香港，在庙街栖身，还不忘完成珠海大学艺术教育的课程。
近年来，周龙章也经常回国，每次回国，他都会发自内心地称赞中国的发展，真心觉得中国发展得特别快、特别好。他说：“这么多年，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有时还是感到海外华侨是二等公民，所以什么时候，中国人都一定要争气。”
《戏梦纽约》出版之前，周龙章本来并没有出书的想法。出版社向他约稿时，他忽然发现，这是一个对40年进行总结的好机会。
“我不要别人来写我，要写，我就自己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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