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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9 文章来源: 贵圈
《地久天长》的故事始于一场事故，结于一场团圆，三个家庭的三十年沉浮，被浓缩在三个多小时的篇幅中，从缓慢走向激烈，最终回归温馨。这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开篇，也是他试图拨开现代中国历史迷雾，将面目模糊的个体从角落旁拉至镁光灯下的试验。
当地时间2月14日，《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被称作“本届电影节最好哭的电影”，王景春、咏梅饰演一对原本在内蒙古机修厂工作，后因种种原因被迫迁徙至南方的夫妇。凭借细腻动人的表演，两人分别擒得柏林影帝、影后，这在电影节的历史上并不常见，亦算是中国电影人在今年柏林最令人惊喜的收获。
《地久天长》主演王景春与咏梅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女主大奖
《地久天长》使用的仍旧是王小帅擅长的家庭叙事，刘耀军（王景春饰）和王丽云（咏梅饰）的儿子刘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这对夫妻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场事故的悲剧性不仅仅在于至亲之人的离去，更在于他们原本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慰藉，时代的巨手却无情地将他们唯一可能的希望扼杀在胚胎中。“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执行，让他们从初怀二胎的那一刻起就惴惴不安，掌管工厂计划生育的又恰好是他们的挚友海燕（艾丽娅饰），个人最终在时代面前屈服，咏梅被拽到医院引产，两个家庭也因为这两个死去的孩子产生无穷无尽的纠葛……
尽管历史犹如蓄势待发的巨兽般无情，比起前作，《地久天长》依然算是王小帅作品中相对温柔的一部。至少，娓娓道来的故事中，鲜见怒发冲冠的对撞，或是皮开肉绽的疼痛。作为导演，在描绘中国崎岖的现代之路时，他带着他的摄影机往后退了一步。无论是影片开头对于孩童溺水事故的呈现，还是医院中悲剧性的死亡，影像始终保持着和人物的距离，默默观察和聆听。山水、标语、群众构成的环境，成为真正占据视点的主角。个体在历史面前总是渺小，人心柔软的部分，也会在严苛的政治气候中，因无能为力而最终变得冷血。在呈现如此大起大落的时候，镜头依然是相对冷静的。
这种暧昧性与其说是出于保守美学，亦或是导演处理敏感题材时聪明的妥协，不如说这是主创对共和国历史复杂性的一种体认。毕竟，电影始终是具有煽动性的媒介，当观众将自己带入到主人公的视角中，他们也许会走向同样的狂热乃至偏颇。“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对中国家庭带来的影响依旧是本片的核心，在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中，个体最本能的自主性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造就了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找到同例的独生子女一代。然而，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对这场运动的功过讨论并无定论。《地久天长》相对冷峻克制的处理，无疑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而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大概也是处理现代政治题材一种最稳妥的方法。
从80年代一直延展至新世纪，影片几乎涉及了所有所有重要的政策性节点，从除了“独生子女”政策之外，严打“聚众淫乱”、“下岗潮”、“下海经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涉及。每一次的政策变动都在主人公们的命运里打下了鲜明的烙印。配合不同年代的，是主人公们在地域上的迁徙。彼时的人们好似浮萍一般，倾尽全力寻找可能翻身的机会，哪怕背井离乡也在所不惜。
片中的耀军和丽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下岗后追随政策的指向，从中国的北部毅然南下，在“谁也不认识”的福建小城镇中扎根，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及至盛年已尽，才得以重回内蒙，试图解开历史遗留下的芥蒂。彼时眼见的一切，都已然是天翻地覆的新气象，由此也生出了时过境迁的唏嘘。难能可贵的是，时空的大幅跨度并未让叙事散乱，有序的剪辑配合具有年代感的场景，以及一南一北全然不同的风貌展示，让影片在不同时空中跳转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良好的连贯性。不过，涉及年代戏的部分，在美术置景上有一种颇为人工的质感，尽管机修厂职工宿舍、生产车间中的物件都试图还原那个时代，但仍旧有摆拍的痕迹。这大概也和目前普遍流行的怀旧情绪有关，当我们的父母辈逐渐老去，历史的残酷似乎变成了他们过往能够轻易翻过的书页，体现到电影中，就变成了过于干净整洁的布景，和仅仅依靠老照片、老收音机、搪瓷杯就试图勾勒出的氛围。
当然，故事中也有支线故事的插入——人到中年的耀军与曾经的女学徒（齐溪饰）的一场短暂婚外情。这大概是作品中最出乎意料的一幕，在惯常的印象中，相濡以沫的父母辈总是压抑欲望、彼此忠诚，似乎唯有此，才能抵御外界随时而来的侵袭。在这个意义上，耀军的这次“脱轨”打破了刻板印象，亦可被视为一次创作上的微弱反抗，它赋予了角色更多欲望层面的丰富性——谁能说我们的父母在时代的规训下，完全变成了漠然的机器呢？这个小故事同样在电影结尾得到了收束，历史的债务终究没有传递到再下一代的身上，耀军在镜头前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一场经历三十年的心病，也似乎着这一刻得到了全部的化解。
尽管影片的叙事的基调是柔和的，在大部分的时候，人物却依旧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沉默抽烟、四目相对、踟蹰不前的场景比比皆是。与之相对的，是几场群戏中的爆发，这是过久压抑后的集体宣泄，也是那个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写照。工厂宣布下岗工人名单时，整个大礼堂群情激愤，真实感逼近纪录片。我几乎本能地相信，这就是我父母经历过的一切。以此指责王小帅贩卖第三世界苦相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近三十年的发展，本就充满了浓重的魔幻感，而他在这一场戏中进行的反高潮处理，则多少体现了导演不将时代奇观化的谨慎之心。
在影片的其他段落，人物很少有任由情绪倾泻的时刻，在唯一一场舞厅的狂欢中，才偶尔得以见到群众们发自肺腑的笑颜，父亲将儿子举过头顶，所有人打扮得鲜艳亮丽（但当然，考虑到舞会在“计划生育先进表彰大会”后进行，这里的讽刺意味，也令人深思）。这场戏也被定格，成为了影片的海报。
作为一部旨在记录时代的电影，《地久天长》也有不够凝练之嫌——是经过这漫长篇幅的推演，影片在后半段并未有效地和当下进行对话。如果说回望过去之时，我们还需要透过回忆的棱镜，费力地追本溯源、破解密码，那么如今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在面临的困境，是否是历史未尽的难题所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用一个春晚广告式其乐融融的结局让一切苦难都烟消云散，是否就显得疲软和无力了？
我并不倾向于用“野心”这样的词汇来解释王小帅的创作初衷，在我看来，这样对于历史的叙述更多的是出于六十年代生人的身体性的冲动。这也是为什么，《地久天长》的故事比起其他中国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它几乎能够和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产生某种化学反应，而银幕前生长的新新人类，也可以透过镜头，窥见被父辈有意无意掩藏起来的陈年往事。然而，在应该剑指当下的部分，《地久天长》最终还是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确，“我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挺好的嘛”已然变成了长辈们自我安慰的口头禅，但对于创作者来说，也许在要盖棺定论的时候转过头来倾听曾经的小辈，会是更勇敢的做法。
如果重新回到影片的片名《地久天长》，我们或许还是能浅尝辄止地窥见一些暧昧不清的意味——这四个字终究只是一个对于时间的描绘，虽然它通常与“友谊”、“爱情”、“幸福”等美好的词汇相勾连，但谁说“创伤”和“疼痛”一定都会被岁月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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