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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8日 来源：凤凰网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社区的一家心理诊所实习。3月18日，我最后一次去诊所，因为纽约州长科莫要求，所有非关键职位都必须在家工作。那天我不敢坐地铁， Uber之前也有人确诊,我通过另一个出行软件Lyft打了车。
我全副武装，戴口罩、一次性手套和帽子，坐进车里，也有点儿怕，因为在美国戴口罩会被认为是有病的。司机应该是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的，比较淡定。他说刚看了一个中国抗疫的纪录片，你们干得很好。他觉得特朗普动作太慢，导致我们现在猝不及防。
我问他，你觉得纽约人能像我们一样，一夜之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不可能，因为纽约人有点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你越是要规定他怎么样，他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3月21日，我出去采购，路上人流量明显少了很多，但还是有车来往。我本来想去华人开的蛋糕店买点儿甜食，提高脑内多巴胺，让自己愉悦一点，却发现华人店铺基本上全都关了。我有个好朋友去了三家洗衣房，也都关门，她觉得真是活久见，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经历洗衣房关掉这种事。
我找到一家小店，买了一些土豆、南瓜和蔬菜。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居民，有拉美裔的，还有裹头巾的老太太，人们手里都拎着东西，这让我感觉生活还没有完全脱轨。只是走在路上，对面有人走过来，我跟他都会非常默契，我走左边，他走右边，以最快的速度擦肩而过。
这段时间，我时间感很模糊，觉得日子拉长了，世界的节奏慢了很多。在路上看到枯枝烂叶，我都会很认真地捡起闻一闻，感觉连狗屎的味道都有生命气息；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晒奶茶的照片，我会想，奶茶是什么味道，我上次喝是什么时候？在家做饭，我连鸡蛋都打得很慢很慢，看着蛋液匀速打转。现在我可以体会二战时期那些犹太人的心态了，不管外面如何天翻地覆，只要能工作就继续工作，好像日子一切如常，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啊。
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路上戴口罩的人还很少。华盛顿广场演奏的，遛狗的，在草坪上围坐野餐的，一切如常……问我的教授为啥纽约人感觉都很淡定？教授说只是看起来这样，其实大家还是害怕的。在实习机构见到拉美裔小女孩client，她说来的路上见有人打喷嚏，吓得撒腿就跑。
3月初，纽约还没几个病例的时候，我就开始戴口罩去上班了。一个前台的非裔女生看到我，很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说Chen，you look good today！听到这句话，我如释重负。
那天早上，我戴着口罩、手套参加了打毛线小组，这是一个女性支持小组。我边上坐着一个非裔大姐，她很擅长打毛线，并认真地教我。那种感觉很舒服，人与人之间都相互信任。我不知道下次再如此跟人近距离的接触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知道以纽约地铁站的人流量和密度，确诊人数迟早会激增。
那一周，我还参加了一个愤怒控制小组。大家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我说比较焦虑，说，I want to come back to China。一个非裔的阿姨当时就跟了一句，but it starts from China。当时我就好像被针刺了一下，心里百感交集。
我一个朋友，也是3月初就全副武装去上班，还拿了消毒水在办公室喷洒。她的病人都是高危群体，很多是HIV携带者，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毒品成瘾的，她觉得很恐慌。但她督导看到了就很不高兴。带组时她想戴口罩和手套，也被督导否决，说她这样做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你觉得身边人都一切如常，就只有你像热锅上的蚂蚁，感觉好像中国留学生跟纽约人有一种隔绝感，活在各自的平行世界中。
那天我在楼上望见楼下的大叔和猫，那一刻觉得好温柔。
后来我想，美国年轻人身上没有苦难记忆。一些年长的老师曾说过，美国这一代年轻人觉得美国是世界中心，对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漠然和钝感。美国人是从意大利疫情失控开始，才逐渐意识到有多严重。
从3月中旬开始，我逐渐听说身边有人确诊了。一个住在哥大国际学生宿舍楼的朋友告诉我，前天早上她接到学校邮件，宿舍楼里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因为感染去世了。
没想到新冠离我如此之近。那天我看到死亡人数时，想到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留学生，他是跟我一样年轻的呀。
学校还要求所有学生一周之内要搬走，哥大的朋友说她一下子就感觉到很抑郁，无处可去了。现在留学生真的是进退两难，回去基本都要辗转40多个小时，国内舆论也不欢迎。可能大众对留学生有一种想象，觉得有钱人才送出国，出国就是不爱国，现在娇气又想回国。但是像我身边的留学生并不是经济状况都很好，比如哥大的朋友搬出去就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一些HIV病人，一旦感染基本上是百分百的死亡率。还有一些病人住在地铁站里，可能人没了就没了，都不会成为确诊里面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些人是非法移民，虽然现在美国规定去医院不会查身份，但是他们先天就没有安全感，害怕被遣返，一定是能忍就忍。
我有一个病人是20岁出头的非裔女生，她有癫痫，过去两年多一直失业，住在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她父亲进过监狱，妈妈心智又像小孩。她还被哥哥性侵过。现在无家可归者已经有400多人感染，20多人死亡。奶奶看她可怜暂时收留了她。上周，我跟她视频，她躺在地板上看天，眼里空荡荡。她听到电话里，妈妈跟奶奶说：她一直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带病毒，不要管她了。她听了心如死灰。
她之前特别想离开纽约，去参加就业培训，找份工作，拥有自己的生活。但现在这些都不可能了。她感叹为什么在她人生中，每一次有动力想去改变的时候，会突然砸下一个东西，让她知道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还不如感染了，一了百了。对很多人来说，痛点可能不是这次疫情本身，而是她心里本来就有一些痛楚和恐惧，再次被激发出来，被放大了。
特殊时期会有更多人有心理危机，有人因为没办法出去工作，付不起房租情绪崩溃，有人被迫关在家里，被虐待和家暴……但心理咨询也是有瓶颈的，你需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起码的安全感，不需要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才有余力去探索内心真实的痛苦和创伤，去做恢复工作。
我们咨询师现在是通过视频咨询，学校也是改成线上上课，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很像《黑镜》里的场景，提前预演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特别想见到活的人。我上次见到好朋友是3月10日，那时她已经在家闷10天了。她本来不喜欢跟人肢体接触，但那天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走的时候也是抱了一下。回想3月初，我还跟另一个好友去林肯中心看演唱会，一周去了两次火锅店，当时我还问她，这会不会是末世狂欢？
3月12日，小组艺术治疗时，在健康中心工作的大姐画了个口罩面具，她说，每天上班会念叨“不可怕，不可怕”，这才不会恐慌发作。西裔大叔client淡定地对我说：我不担心。恐惧？早在9·11困在双子塔时就用尽了。
3月中旬，我跟我督导说：我很害怕，可不可以一周来一次机构？她就有点儿激动：你没啥好担心的，你很健康。她以前出过车祸，下半身瘫痪，一直都是坐轮椅，呼吸道也有一些问题，是有基础病的高危群体。她跟我说，他男朋友是做游戏设计的程序员，这段时间已经在家办公，但他一直很恐慌焦虑，搞得她也很焦虑，有一天她当着对方的面爆发，大哭了起来，说她才是面临危险最多的人。我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脆弱，情绪都徘徊在边缘。
后来我去学校，跟一个亚裔咨询师聊天，我说：“我觉得自己虽然学这个专业，但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他就跟我说：It is ok not being ok.我当时就想，是啊，我可以接纳自己不ok，我不需要自己永远活得快乐。
现在纽约州疫情已经很严重，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26万，当然检测量就足够大。美国是联邦制，每个州各自为战，美国大部分医院也都是私人医院，很难做到一声令下，其它州的医院全部来救援。但之前纽约州长向社会求援，几万纽约退休医务人员很快响应，不管自己年纪多大，风险多高。也有很多其它州的医务人员——包括有医学背景的退伍军人过来支援。
现在大家对纽约州长的评价挺高的，在特殊时期我们心理上会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持续做很多事情，包括到访各地、慰问医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知道你们都很累，我也很累，可是想想前线救援的警察、医生，他们都没有这种奢侈说累。
但目前的居家隔离是有在线办公条件的人的特权，还有很多人是必须坐地铁去上班的，像在布朗克斯有很多拉美裔的美国人，他们主要是从事餐饮、超市收银员和外卖一类的工作。做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我之前去过一些拉美裔朋友租住的房子，地方很小，也没办法做到一人一间的隔离。现在美国感染比例最高的也是拉美裔和非裔。
3月中旬，我在家里憋得太慌了，就全副武装地去我家边上的海港跑步，边跑步边听着几年前在乌干达录制的音频，当时我去采访记录乌干达内战受害者——儿童兵和做过性奴的女孩的故事。听到音频中我的声音，感觉离现在的自己特别遥远。当年那个讲着别人的故事的小姑娘是多么天真，她没有经历过任何伤痛，也没有体会过任何限制，她从来就没有对别人真正感同身受过，只是以为自己特别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最近这两个多月来，从国内开始，再到美国，我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以前，我的梦想是去做无国界医生，做战后心理危机和创伤的国际援助。但现在想想，这是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真实的我到底能否承受得起？
去年暑期，我参加了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的心理援助小组，去了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我跟一个叙利亚朋友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她家以前是城市中产，她正常地读书，做老师。突然之间战争爆发，她全家人都徒步去伊拉克避难，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叙利亚难民营，摄于2019年。
叙利亚难民营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建立起来的，都是一家好几口人，大人和4、5个小孩，一起挤在很小的板房里。一旦发现确诊，是无处隔离的。幸好现在难民中还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3月中旬，我跟约旦同事聊天，她说感觉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你找不到敌人。现在她也撤出来了，很多线下服务无法进行，国际志愿者没法进去，国际社会对他们支援的资金也很可能会削减。难民跟外界的连接又中断了，重新回到自我隔绝的状态。这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开始能体会当时遇到的叙利亚难民的一些感受了。我出国读书，看世界，去一些发展中国家记录别人的痛苦，都是一种特权啊。我不用像当地住在难民营的人一样别无选择，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今时今日我无法逃离，所有的生活都已停摆。
想起2012年，我在北京实习时，有天晚上下暴雨，加班到很晚才出来。我步行回家，水淹没了膝盖，手机屏幕也不小心摔碎了。后来我跟一个姐姐说，这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风暴，她当时就笑了：你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多。
现在想想，真的恍如隔世。今年2月，看到派往武汉的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团队，我就有一股冲动，想等疫情结束后回国做心理援助，但现在看是不可能了。我在纽约待了四年多，以前只是觉得自己是个短暂的过客。但这段日子，当你和这里的人共患难时，就有了归属感。我是这儿的一分子，我要先安顿好自己，安顿好身边绝望的病人。
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医院，最近时不时就有救护车经过，频繁的时候10分钟就有一班。每次听到“嘟嘟”的声音，我就会想，是谁又在承受家破人亡的伤痛？
从4月3日开始，美国疾控中心才开始修改规定，建议民众戴口罩。4月15日，纽约州长计划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我知道美国其实缺口罩，开始陆续发邮件和短信问老师和其它族裔的同学是否缺口罩，给需要的人寄了一些。
一个80多岁的犹太人爷爷是我们职场咨询课的老师，他平时上课经常戴着一顶小圆帽，是很可爱幽默的老头儿。他收到我的邮件非常欣慰。他告诉我，儿子感染新冠了，妻子刚做过脑瘤手术，还在恢复中。他说自己关注到现在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历史创伤的犹太人，他能体会那种感受，希望一切会变好，糟糕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但我们看到，历史总是重复。短短两个多月，你眼睁睁看着相似的悲剧在全世界各地迅速反复重演。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疫情中心，全美确诊数字已经超过80万，纽约州超过20万。
4月12日，特殊的居家生日，啤酒烤鸡+樱桃蛋糕+梅子味奶茶。过去几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追梦，今年我希望能更加理解自己，更加有烟火气，不拒绝生活给我的功课，包括生存的挣扎。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承受痛苦，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阶层。纽约州长说，这场疫情对年轻一代是一次重生，你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我想，在灾难面前，到底什么是我们个人的道德义务，什么是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下一次大浪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才不会如此惶恐？多年以后，我又会如何去看当下这段经历？
过去十年，我都是处于十分理想主义高歌猛进的状态，渴望过一种自由自在、异于主流、抵抗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收集很多的故事去理解人性，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回头想，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人与人的情感和关系，那些连接的瞬间，让我觉得我们都是人，而不再是中东人，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可以无国界互相支撑，彼此理解和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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