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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0日 来源：自PAI
我叫江小草，1983年出生于吉林小县城。从家徒四壁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到妻儿环绕五口之家有车有房，这条路我走了34年。
我们一家定居加拿大已经5年了。老二老三的相继出生，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异国他乡的生活。
但有时候我站在窗口往外眺望，看着大片的绿草地和独立屋，夕阳西下，还是会想到几年前的北漂生活。甚至思绪闪回到儿时——我跟长姐坐在马车上，伴着夕阳余晖，在父亲的口哨和嘀嗒的马蹄声中，从林场颠簸着回家的场景。恍如隔世。
2020年5月新冠疫情期间三妹满月全家福。
两岁时，我父母就离了婚。我和我姐被判给了父亲。
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跑腿子”——打着光棍，四处奔波，没有正式工作，靠打各种零工养家。从上山砍柴卖柴，到做爆米花康乐果到乡下卖，到蹬三轮车，我们跟着他常年迁徙流浪。
五岁那年，我和姐姐跟着父亲披星戴月地进入东北林场深山，砍柴维生。我跟在姐姐屁股后，像寻宝一样漫山遍野捡核桃。捡满一麻袋抱回家，在火盆里烧开，就可以吃到香气四溢的核桃仁。这是我能想到童年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父亲怕我们跑丢，所以常常一边砍树，一边在深林中呼喊我们的名字。我跟姐姐大声回应着，和着笑声此起彼伏在丛林中飘荡。
目前仅存的父亲年轻时照片，右下是姐姐。
帮父亲拉锯是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儿。长长的锯片你来我往，木屑粉尘四处乱飞，不时会迷住眼睛或被吸到嘴里。手上虽然戴着手套，但虎口却还是会反复磨出水泡。水泡磨破后是钻心的疼，伴着手指上的皲裂口，对几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痛苦。
童年记忆里，我们一直在搬家。从老王家搬到老李家，半年后又搬到老孙家。好多时候还跟别的人家共住一间屋子，睡着南北炕，屋中间隔个帘子。睡起觉来，两家男男女女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有一年，跟我们一起住南北炕的邻居是一家聋哑人。父亲白天要上山砍柴，姐姐要上学，留我自己在家。我甚至被邻居一家带去“赶集”——拿着空碗，在火车站跪着乞讨。
如今，在加拿大也经常能看到路边乞讨的人，8岁的儿子会问我他们在干嘛。大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很像，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当年行乞的自己。
那时候的我满脸大鼻涕，手上到处是裂口，皲裂的脸蛋配着干瘪的嘴唇，脏兮兮活生生就是个小乞丐，跟邻居聋哑人一家跪在一起毫不违和。
1996年六一儿童节表演相声《胖子和瘦子》，这是学校拍摄的我（右一）仅存的儿时照片。
穷困潦倒单亲家庭的孩子个性自卑又胆小，沉默寡言，连上课内急都不敢去厕所，宁可拉在裤子里，被人调侃嘲笑。常年营养不良，让我变成了同龄孩子中最瘦弱的那个。我们也时常被当作贫困户典型，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关照。
而母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季节性的——到寒暑假，父亲会把我和我姐分别送去大娘或妈妈家，这也是我和姐姐改善生活补充营养的方式。
过惯了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从小就会想方设法地希望赢得别人的赞许。不管是委屈自己取悦别人，还是努力学习证明自己。
2001年在浴池锅炉房单间外和父亲合影。他蹬三轮收工后将买来的肉悬挂在遮蓬处，我高中时父亲已满头白发。
千禧年，父亲不再靠砍柴卖柴维生，而是住到叔辈姐姐家浴池后面，开始了白天蹬三轮，晚上帮忙打更的生活。
寒门学子求学上进，是我唯一能获得自信的方式。我顺利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
2002年高三备战，作为卫生委员的我帮助同学换窗户玻璃。
日子依然是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靠啃北京牌方便面，或者小卖部的麻花充饥，胃里经常反酸水。我体质也一直不好，时常病怏怏的。
卑微困苦之下，我以超重点线30分的成绩第一志愿考入当年的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
2002年在大庆石油学院寝室悠闲自在地吃零食听音乐。
那年学校刚搬到大庆，新校区简直就是一片大工地，一点象牙塔的样子也没有。但大学四年是我前30多年的人生中，最平静安稳的快乐时光。
我选择了高考分数要求最高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苦读十几年，穷人家的孩子趟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挣脱了应试的枷锁，终于打开了自由而充满诱惑的新世界大门。
大庆石油学院校内，我们寝室六人合影。
既然家里供不起我读研，就没有考研的打算，学业好坏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人性总是向往愉悦躲避困难的。游戏、抽烟、喝酒、高谈阔论，生活的快乐向我扑面而来。
我在玩下铺兄弟大超的电脑，承载了拳皇97，红色警戒，反恐精英等游戏的青春回忆。
唯一能激发战斗力的学科，是英语。因为有人说学好了英语，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时我去给一个小女孩做英语家教，小孩家里的奢华装修让我彷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个卫生间，连马桶开关我都找了半天。她家里已经办好了加拿大投资移民，只等孩子高考结束，就会送她去蒙特利尔上学。
小孩跟我眉飞色舞地畅想着异国他乡的浪漫风情，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蒙特利尔这个名字。
为了避免尴尬，我佯装热闹地配合微笑着。我只是去挣那200块钱的家教费而已，移民这种富人游戏，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靠着助学贷款和半工半读，2006年，我大学毕业了。
我的大学毕业证。
那时候其实对未来谈不上什么梦想，只觉得应该把助学贷款还上再说。
毕业后，我曾在苏州吴江一家台湾电子厂工作。我的人脉范畴里，职位最高的大陆人是我们科长。他在那干了15年，依旧如履薄冰。工厂对每个人都严防死守，甚至每天上下班都要解裤腰带过安检。眼前苟且，前路渺茫，干了两个月，我就决定辞职，从此开启了我9年的北漂生活。
2006年11月，背着一个大编织袋，我来到了北京，跟发小小卡一起住进了西北旺月租300元的唐家岭的格子间，成了无数北漂“蚁族”中的一员。
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鳞次栉比的高楼，窗内是出租屋里夏天恶臭冬天漏风的公共厕所。这种魔幻的对比并未打消我对北京对幻想和希冀——毕竟我是从小跟“跑腿子”父亲居无定所地长大的，对于吃苦有着与生俱来的适应力。
2006年末刚刚登陆北京，找工面试路上。
2007年初，一心想进外企的我被一家新加坡公司录取，成了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月薪2500元，办公地在海淀万泉庄。
那半年里，我搬了六次家。唐家岭的格子间，肖家河的格子间，青龙桥的破旧平房，五道口的上下铺……还有些地方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了。那时我可以十分钟内迅速打包搬家。只要新住处离公司更近更方便，我都能毫不犹豫背起包袱“挪窝”。
2007年拍摄于石油大院群租房隔断间，两居室挤住至少10人。
2007年6月，我跟兄弟大超一起搬到了北京石油大院的一处月租400的群租房。两居室被隔断成4间房，架着上下铺，封闭空间里混合着廉价香烟和做菜的油烟味，居住条件堪称恶劣。
与人相比，我更是时常自惭形秽，感觉低人一等。初中同学邀我去给她暖房，她和男友毕业就结婚，父母帮衬首付款，两人在回龙观买房安居。那是一套高层小区80平的房子，不算太大，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我，月薪2500，住群租房的月光族。因为要还助学贷款，我当时的工资水平甚至不够生活开销，时常还要靠倒腾信用卡套现勉强维持。
姐姐已经结婚，父亲仍在四处租房漂泊。不管身在哪里，其实我都没有家。
在吉林老家的父亲只有在提到儿子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才会舒展开来，这让生活困窘的我越发感到无能和愧疚。
生活的一地鸡毛，性格的窝囊悲观，都让我不敢去奢望和规划更好的未来，不管是关于事业，还是关于爱情——我怎能再麻烦别人陪我过如此困顿的人生？
可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小花。
2007年8月，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京周边徒步。他有个老外朋友有专业设备，可以再上论坛发帖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同去。
2007年珍珠湖徒步，下排左一是我，上排左二是小花。
听说有老外，急需练习英语口语的我一口答应下来。8月24日，我们一行9人顺利来到了珍珠湖风景区。
绿皮火车上玩UNO卡牌游戏的兴致盎然，远离城市喧嚣和现实浮躁的自在放松，深山老林里呼吸新鲜空气的心旷神怡，都让人感到莫名的愉快。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一行人开始逐渐熟络了起来。
来自农大的姑娘小花的声音清脆利落，笑起来爽朗动人。她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发自内心的开怀。
初遇小花，莫名就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给她编了“草环”，又拍了这张照片。
当年的我无奈又落魄，卑微又傲娇，根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也没有心情和意识去思考个人情感问题。但这个喜欢唱歌喜欢粤语，爱笑爱闹我行我素的姑娘，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工作轻车熟路之后，生活开始有了风平浪静四平八稳的迹象。
9月，徒步的那帮人又聚到一起唱卡拉OK。从小花那首《红日》里，我似乎看到面前这个文静乐观的姑娘身上坚毅的气质。从那以后，我开始期待电脑右下角闪动起她的QQ头像，期待听到她的消息。
后来，我们又相约去密云徒步。我开始不自觉打量起这个灵气的姑娘——她有些婴儿肥，一朵大蘑菇套头上呆呆萌萌的，浑身洋溢着快乐的气场。
见到她，我一扫往日的阴郁，仿佛幽暗角落被照进了一缕阳光。那时的我还没有正视自己的感情，只是越靠近她，就越被她的笑容治愈，越心神不宁地期待了解她更多。
10月，我们相约在北京首钢的一个溜冰场滑旱冰，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11月23日，在我们认识三个月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腼腆害羞的我们终于牵手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跟朋友们K歌。
后来我曾问她为何接受了那样的我，她说：“如果我们之间的距离是10000步，你只要向前跨一步，我便会朝着你的方向走完余下的9999步。”
2008年6月，我告别大超，跟小花一起搬到了紫城家园，住进了一个被隔成五间的三居室。
紫城家园隔断间：一张床，一个电脑桌，一个简易衣柜，即是所有。
我们一起滑雪、逛街、爬长城，去各个景点场馆游玩。每次出游回家的公交车上，她倚靠在我肩膀小憩，车窗外的景色掠过，在我们脸上洒下一缕缕夕阳的微光。那是我感觉最幸福美好的时刻。
2008年我们首次一起去滑雪,这也是我第一次滑雪。
小花对我有着毫无保留的信赖，甚至刚认识的几个月还帮我还上了助学贷款，让我结束了倒腾信用卡过日子的生活。
我也意识到需要为心爱的姑娘努力奋斗。工作一年后，我跳槽到一家知名的芯片研发公司。之后不久，她也跳槽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关村软件园工作，薪水又高我一等。
跟身边朋友今天买房明天买车相比，我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找寻出路，却也一直相当困窘。
租住的隔断间空间狭小，在这里我们丢失过相机，并遭遇黑心中介不退押金。
我切身经历过社会底层的屈辱和彷徨，那是一种难言的绝望。现实生活侵蚀着我的骄傲和耐心。我从小习惯了被蹂躏和奴役，看到的往往是事情的阴暗面。如果说我曾是个从泥沼里艰难求生的恶魔，那小花就是我的救赎者。是她把我的心慢慢捂暖，把她的阳光洒进了我的心里。
2011年初，我们结婚了，婚事是姐姐姐夫帮忙操办的。在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声泪俱下地给大家讲我们的爱情故事，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2011年我们结婚，花了3300元在朝阳公园拍了这套婚纱照。
和小花在一起后，我们基本每年搬一次家。龙乡小区、紫城嘉园、清河南镇、二里庄、霍营、安宁庄北里、清缘东里、安宁里南小区、强佑新城……我们的足迹遍布北五环清河附近各地。
从最初的一个编织袋，到两人的大包小包，搬家东西越来越多，房租越来越贵，人越来越暴躁，留在北京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2011年出游翡翠岛，同行4个家庭，要么有房，要么有车，要么有户口。
2011年夏天，老婆在网上逛论坛的时候，偶然得知一个北京移民中介的宣讲活动，生活急需改变的我们便去听了关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技术移民讲座。
“移民，那得花多少钱啊！中介都是骗人的，利用国内外信息差赚你的钱。再说，我们出去后能干啥啊？”这都是我当时的吐槽。但为了慰藉老婆，也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暂留北京的借口，我们俩狠下心花了两万报名了法语课。
我们在法语课上。
听说魁北克移民政策可能会有变，保险起见需要尽快提交材料，当年11月我们就花了几千块办理各项公证，火速提交了移民申请。
2011年末，我们也到了该要孩子的年纪，而且魁北克移民政策是生一个孩子加4分，我们商量过后就提前备孕并顺利怀孕了。小花怀着孕，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甚至一度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差点需要做宫颈环扎手术。
小花在医院卧床保胎一周，后请病假在家卧床养胎一个月。
孩子将来的陪产和照料，户口问题教育问题，各种麻烦都扑面而来，让我差点喘不过气。当时我们租住在二里庄的暗厅次卧里，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压迫着我们，眼前的苟且变得特别刺痛。
孕期的孕酮和雌激素水平让小花时常情绪不稳，遇到困难无助都会让她脆弱伤感、喜怒不定。再加上对于胎儿状况的提心吊胆，终于，在大年三十，小花因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崩溃大哭。
她挺着肚子把自己锁在屋里，我近似疯狂地敲门，最后从门上的高窗爬进去才将门打开。她一直哭，我起初捶打自己，后来也哭得头疼欲裂有气无力。
我和老婆的法语课还一直在继续。那一年每到周六日，老婆就挺着大肚子跟我一起去万泉庄附近法语培训机构上课，午餐要么自备，要么点外卖草草解决。
我们都是普通人，并没有天赋异禀的特殊本事。那几年，我们把别人游戏、追剧、怨怼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充电上，即便不知道这些付出是否会有回报。
法语考试（TEFAQ和TCF）我一共参加了两次，最终取得了口语B1，听力B2的成绩。整整一年无休，拿到成绩后连同孩子的出生证明进行公证，最后补交了技术移民的资料。
那时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收紧，对语言要求也越来越高，材料提交过后石沉大海。
2012年7月，我家老大出生，我们搬到了安宁庄北里的一个两居室里。
2013年，儿子半岁，我们两夫妻上班，父亲帮忙照顾孩子。
回老家给孩子办吉林户口的时候，我被告知虽然我的户口自己是户主，但不符合给孩子落户的政策。一番周折后，儿子户口落到了陕西，小花的家乡。
北京扎根无望，雾霾笼罩，我的鼻炎也反复发作。每天无论是加班，家务还是学习, 至少要忙到11点才能休息。老婆当了背奶妈妈，而我频繁出差加班。年迈的父亲帮忙照顾孩子也十分潦草，经常一回到家就是满目狼藉。
2012年末，加拿大推出SDS留学直入计划，只需雅思总分6分即可申请。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提交了申请，却还是因移民倾向和资金不足被拒。那时我已经考了8次雅思，7次G类，一次A类，都没达到4个6的成绩。
而2013年的一次意外，让我坚定了远离北上广的决心。那时我们住在清缘东里，房租4100块人民币。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鼻炎发作请假在家硬挺着复习雅思。父亲推着儿子在楼道里转圈哄睡，突然我听到孩子哇地一声大叫，赶紧开门查看。
父亲一脸懵，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父亲的烟头掉到了孩子脖颈上，孩子脖颈侧边已经被烫焦。
时隔七年，孩子被烫伤的疤痕仍在。
送孩子去医院的路上，儿子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憋屈得止不住地掉眼泪。
忙碌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移民的挫败，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多年努力毫无成效……所有的委屈翻江倒海地涌上来，我累了。
2014年，移民的事情终于开始有了眉目。
加拿大NSNP项目（新斯科舍省提名移民项目）出炉，该项目不需要雅思4个6的约束，而我们早就备齐材料，开放当天就递交了上去，成了全球150家当中的一家幸运儿，获得了NS省提名。
2014年，我们惊喜获得了加拿大NS省提名。
加拿大技术移民周期漫长且没有十足把握，而我又幸运地抢到了当时新西兰的银蕨签证。这是9个月的工作签，只要能够找到对口的本职专业工作，就可以申请移民新西兰。
2015年6月，我独自来到奥克兰开始找工作。但事情也不顺利，待的时间越久，我的挫败感就越强烈。折腾了两个多月，在经历撞车，面试失利等各种麻烦之后，8月的一天，在新西兰冬日阴冷潮湿的合租屋里，我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加拿大签证下来啦！你是继续在新西兰找工作，还是回来我们去加拿大？”老婆在电话那头放声大笑。
我已经太久没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了。
2015年9月，加拿大PR大信封到手。10月末，我们一家三口搭上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来到了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
2015年10月29日拍摄于多伦多机场海关。十几个小时的航班困乏、兴奋、憧憬、好奇相互夹杂着，耳边充斥着各种口音的英语。
度过了前期背井离乡兵荒马乱的几个月，经过一番周折，2016年1月，我拿到了一家广播设备公司的软件测试技术员职位，生活开始有了正常的节奏。
我工作一年后，老婆远程面试拿下了渥太华某网络公司的职位，于是我们决定举家搬到渥太华。
2017年2月，我们驱车1500公里来到渥太华。5月，我被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录取，自此我们一家又恢复了双IT的配置。
初到渥太华租住在老式联排别墅，月租1399加元。
更让人兴奋的是，由于双IT家庭收入有保障，银行贷款也足够支撑，我们通过了银行评估，得以以5%的首付款购置了现在住的独立屋：四居室双车库，占地面积40*110英尺（约408平方米）——这是我长那么大从没敢幻想过的事。
2017年11月，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家。
2018年、2020年，我们分别迎来了二儿子和小女儿。父亲有时候也会从国内过来跟我们一起居住。
我们夫妻二人，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无老可啃。这一路风雨，让我对过往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021年元旦，一家五口全家福。
我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也感恩北京的漂泊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但我更感激身边这个改变我一生的女人。是她照亮了我的内心，让曾经卑微懦弱的我也拥有了实现人生逆袭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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