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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8 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国内图书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作家的书籍，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虹影的《上海魔术师》等。同时，各种各样的海外华人文学社团纷纷成立，海外作家跟国内作家的交流互动也增多。针对海外华人作家的关注与议论，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人作家群体有过怎样的起伏，他们怎么看待关于自身的争议？
上世纪初期：乡愁与乡恋是永恒的主题
华人作家成为一个群体大约有100年左右。在上世纪初期、中期的海外华人作家行列中，曾涌现过林语堂、梁实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和赵舒侠、林海音、洛天、痖弦、徐讦等知名作家。此外，作家郁达夫、诗人艾青、文史兼长的一代宗师简又文(大华烈士)都曾作为海外华人作家，贡献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家大多因那一时代特有的动荡和战乱漂流异域，心中的故土情结强烈，乡愁与乡恋成为他们笔下永恒的主题。这批作家学识渊博，文笔扎实，眼界开阔，且“国家不幸诗家幸”，当年中国积贫积弱和门户洞开的现实既成为他们感时伤世、触发无穷灵感的源泉，也让他们得以在异域和本土文化间较方便、较频繁地往来，他们笔下的世界也因此更为丰富而感性，甚至突破了“海外”这一范畴。
从他们开始，中西文化元素和创作手法的交融，就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作品最大的特色，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便是用西方故事的结构，描写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而赵舒侠的《西窗一夜雨》则以典型中国人的心境，渲染出一幅塞纳河畔的悲剧画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开始用外文创作，如林语堂的英语小说和艾青的大量法语诗歌，都得到所在国读者的好评。然而，这些外文作品的中国情结十分浓重，甚至比他们本人同时期的中文作品更浓重(中文作品中反倒带有明显的异域情调)。可以说，从这一代人开始，海外作家“为异域写中华，为中华写异域”的角色形象，便已深深刻画在华人文学史的书页上。
上世纪60—70年代：海外文学开始尝试本土化
上世纪60—70年代是海外华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白先勇的34部短篇小说大多数创作于美国，诗人余光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同样出炉于海外。这一时期许多作者的远渡重洋，同样系于中国政局的变迁动荡，如成名于越南的作家陈大哲先后流寓中国台湾、美国；在战后海外华文创作中有着承前启后、重要地位的女作家陈若曦，足迹更遍及中国台湾、加拿大和美国。这一时期“乡愁与乡恋”主题仍是创作主流，融汇中西、尤其是借鉴西方小说、诗歌结构手法也仍然是许多作家的不二法门，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陈若曦《最后夜戏》等。但一些作家已开始正视融合于所在国的现实，出现了海外文学本土化的先兆，另一些人则逐步摆脱单纯描摹个人身世命运的窠臼，开始用更现实、更犀利的笔锋，审视自己所钟爱的中华故土。正如陈若曦所言，海外华人作家已开始尝试“突围”了。
80年代是海外华文创作的低潮，虽然一些著名人物，如梁羽生、卫斯理等纷纷定居海外，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来自于出洋前的创作。这一时期老一代作家纷纷步入暮年，而新一代人物却星光黯淡。海外华人后裔逐渐与当地人同化，台港等地经济发展，出国定居者渐少，大陆移民迫于生计不得不远离文学，种种原因迫使海外华人作家群体暂时走入沉寂。
90年代以后：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兴起
9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兴起，海外华文创作重新趋于活跃。这一代的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更趋生活化、故事化，出现了如阎真的《白雪红尘》、张翎的《上海小姐》等以积极心态看待海外生活的作品，以及苏晓等兼具乡愁文学特性和时代感的离散文学等。一方面，一批原先活跃于本土的作家(如查建英、钟晓阳等)重操旧业，另一方面，一些新生代作家(张纯如、严歌苓等)开始涌现，一度沉寂的海外华人文坛再度热闹起来。
除了苏晓等特例，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熟谙当地语言，生活也更加当地化，其创作中更多糅入了异域的语言特点、表达方式。与前相比，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家也更多，如哈金、程抱一、裘小龙、陈达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战后，海外华文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一是诗人的活跃，余光中、程步奎、顾诚、非马等响亮的名字不绝于耳，即使最沉寂的80年代，诗人们的声音同样清晰可闻；二是媒体成为作家们的温床，一些作者本人就是媒体人甚至媒体主办者，另一些，如严歌苓、蔡素芬等，则通过报刊征文获奖为人所知；三是出现了一些以特殊身份为人瞩目的作家，如陈香梅、包柏漪等。
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愁与恋，丧失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
不可否认，百年来海外华人作家在汉语文坛中的影响呈波浪型下降趋势，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二战后、尤其近20年来海外移民本土化趋势渐快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乡愁与乡恋，几乎是百年海外华文创作共同的主题，但随着波澜壮阔大时代逐渐为全球一体化的安定所取代，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愁与恋，也无可奈何地丧失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此外，由于地域的隔阂，一些海外优秀作品不为国人所知，而《北京人在纽约》、《娶个澳大利亚女人做太太》、《悲情多伦多》等艺术价值平常却符合国人猎奇心理的作品反倒在国内走俏，也无形中加深了国内文坛对海外华人作家的某些误解。
作为在非汉语圈中挣扎的海外作家，他们即使能熟练使用外语创作，也很难真正成为“本土作家”，而脱离了母语本体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被剪断了从母体汲取创作源泉的脐带，很容易陷入文学缺氧状态。可喜的是，国内和海外文坛的交流互动渐趋频繁，了解也愈益加深，也许，来自母体的关注和理解，将给海外华人作家带来急需的“氧与水”，成为他们成功“突围”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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