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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三辞”自摘桂冠 让多少学人汗颜?

2006年01月08日  来源:文汇报

季羡林在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网民认为,季老的这一举动讽刺了当前学术界的浮夸,表现了一个学术长者的责任心,希望能出现更多的自由自在的“季羡林”。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无上光荣的“桂冠”,有些人是求之不得,有些人戴上其中一顶之后,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就晕晕乎不知所以,而季羡林先生戴上之后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厌恶之状可掬,这说明他有相当清醒的头脑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它是创造力的源泉,是学术生命和艺术生命的根苗。但是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

●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大师”是在适当的环境下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而不是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

文汇报近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新作《在病中》,虽说“因版面限制,有较大删节”,但坦诚、自信和幽默的性格仍跃然纸上。一位九六老人,能写出这样富有情趣的文章,实属难得。而更加难得的是,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三辞”的声明: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无上光荣的“桂冠”,有些人是求之不得,有些人戴上其中一顶之后,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就晕晕乎不知所以,而季羡林先生戴上之后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厌恶之状可掬,这说明他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所以,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对自身作了切实的分析,说自己虽然从小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都没有下过死工夫研究,后来又专治其他学术,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所以要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他在国内教书虽有五十七年,但其中几十年是在“天天运动”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当然,他自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至于“国宝”,他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所以这顶帽子也不能戴。这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它是创造力的源泉,是学术生命和艺术生命的根苗。但是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八十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剧本》,使我国走到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的位置,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而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的缘故。

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时下“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这多半是商业炒作行为,当然不能当真,但是一些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也一味满足于口头上的三天两头提出“培养”“大师”的要求,则是昧于文化学术规律之故。“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大师”是在适当的环境下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而不是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

教师每学期要上满一定的课时,这当然是份内之事,教授不教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但要求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并在提职称上比拼文章和著作的数量,这是鼓励批量生产。从事批量生产的,是机械复制式的劳动者。至于创造性的人才,则需要积蓄力量,待时而发。《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但“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庸之鸟,可以时时扑腾翅膀,但不能一飞冲天,可以不停地叫唤,但是不能一鸣惊人。我们能容得三年乃至十数年不飞不鸣之大鸟吗?

现在各个学科都有首席教授或学科带头人之设,有些“首席”或“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学术包工头,别的人都在他手下打工。这种体制,怎么能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呢?而各种学术基金,又有指导性的选题,不按这种题目申请,是很难中标的。但创造性的课题却未必为指导者所理解,这样就很难得到支持。更不要说其中还有许多“猫腻”,有许多学术外的功夫夹杂其间。

所以,目下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培养”“大师”,而是要改善学术体制,给创造性人才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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