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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5 来源:华商报
即使我化做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
———李中华记
这是李中华写在书桌上的座右铭，朴素的话语，彰显着这位试飞英雄的本色。2006年岁末的一天，记者有幸走近这位中华传奇式的当代英雄，5天的采访让人对这位“蓝天战鹰”和试飞员这个职业充满崇敬
惊雷般的轰鸣声划破西北大漠上空，一架架歼-10飞机突出云层，排成战斗队形……
英雄速写 “我是为试飞而生”
短发根根向上竖着，国字脸棱角分明，整个给人“硬”的感觉。
“不只形象‘硬’，他试飞的技术才叫硬！”这是战友给李中华的评价。入伍22年来，李中华安全飞行2250小时，处置空中险情20起，重大险情5起，先后参加并完成了十余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在新机鉴定试飞和新技术验证试飞中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
今年46岁的李中华，现任空军试飞团副团长，空军大校军衔，先后荣获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4年7月晋升为副师职。
1961年9月，他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一个农场。1983年7月，在南京航空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招飞入伍，进入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学习歼击机飞行专业，1985年7月毕业，再获军事学学士学位。
入伍以来，李中华由普通飞行员一直干到副团长。1994年，他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和飞行，完成了米格-21、米格-23、米格-29、苏-27、安-24、安-26、图-154M飞机的试飞理论和试飞驾驶技术培训，获国际试飞员等级证书，成为我国仅有的3名国际试飞员之一。他现为空军特级飞行员，驾驶过26个机型的试飞，能熟练驾驶我国装备的各型歼击机、歼击轰炸机和运输机执行任务。
试飞就是给飞机划定飞行范围和飞行限制，试飞员被称为和平时期用生命捍卫和平的人，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人。对常人而言，谈“飞”色变，然而，李中华这些年来却深深爱着这个事业。把一个个桀骜不驯的飞机调试的安安全全，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敢、高超技艺翱翔天空，他说：“我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试飞而生，驾机在高空翱翔时，飞机像个树叶轻飘飘的，我感觉那是自己在飞翔。”
空中惊魂 7秒挑战世界级“空中禁区”
意外，发生在500米的空中。
报警灯乍亮，飞机猛然向右偏转，瞬间就倒扣过来，向地面坠去。400米、300米……就在前舱试飞员梁剑峰下意识地喊了声“飞机不行了”的同时，后舱传来李中华坚定的声音：
“别动，我来！”……
2005年5月20日，险些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黑暗的一天。“要不是李中华的惊天一搏，摔掉的将不仅是两名优秀的试飞员，我军航空武器研制也将滞后8年到10年。”提起当时的情景，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刘选民至今仍心有余悸。
李中华和梁剑峰驾驶的是能够模拟第二代、第三代战机飞行特性的三轴变稳飞机。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俄、英、法等国家掌握这一体现国家航空技术水平的关键技术。
倒扣的飞机飞速下坠。
座舱里尘埃弥漫。悬在空中的李中华忍着剧烈的眩晕，努力挽救着这架凝聚了我国上万名航空科研人员十几年心血的飞机：
蹬舵、压杆，飞机毫无反应；
关闭计算机电源再重启，飞机毫无反应；
按下操纵杆上的紧急按钮，飞机还是毫无反应。
平日熟悉得如同战友般的飞机，这会儿丝毫不理会李中华的一次次努力，飞速坠向地面。
李中华清楚，在自己选择了挽救飞机的那一刻，弃机逃生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倒扣飞机的高度已不够他们跳伞求生。
灵感，在生死须臾的那一刻从天而降。李中华下意识地把右手边的变稳、显控和计算机三个电门全部关闭———距地面200多米，“休克”的飞机恢复了生机。
倒扣的飞机翻了过来。飞机保住了，宝贵的试验数据保住了。
飞机昂首飞入高空，历时7秒钟的空中险情终于被排除了。电源中断没有指示，两分钟后，李中华凭着熟练的技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座舱盖无法打开，机务人员用手撬开将两名飞行员接出。
试飞歼-10飞机 他飞出6个第一
大漠冬日，歼-10飞机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飞。这一科目的风险在于，飞机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颤振，并在2秒内解体，试飞员根本不可能跳伞求生。前苏联在米格-21、米格-23、苏-27等飞机试飞中，仅在这一科目上就损失过多位试飞员。
李中华同样遇到了挑战。在一次次试飞中，危机一次次显现：
飞机前起落架护板严重撕裂；机翼前缘铆钉被强大的动压吸出；
飞机油箱渗油……但，这还没有达到飞机的最大设计值。
在生死极限挑战面前，李中华毫无畏惧。虽然，继续飞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如果不能在空中发现飞机的缺陷和检验飞机的极限，歼-10飞机就无法早日装备部队，捍卫祖国的空疆。
正是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中华一连飞出了歼-10飞机的6个第一：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当飞机达到设计极限时，李中华仍不停止。也正是依据李中华和战友们从“死神”手中拿回的数据，设计人员一步步使飞机的多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统计表明，在歼-10飞机试飞中，李中华65%的时间内飞的都是风险科目。而在他2250小时的飞行中，曾20次空中历险，其中5次经历重大险情。
从美国的F-16、俄罗斯的苏-27,到法国的幻影-2000,这些实现了计算机控制的先进战机，都毫无例外地在试飞阶段发生过机毁人亡的惨剧。
而采用同一设计理念的歼-10飞机，却在试飞中创造了一架未损的奇迹。
歼-10飞机试飞总设计师余俊雅评价：“李中华他们不是机械地、被动地试飞，而是完全掌握了飞机的灵魂。”
2002年5月6日，试飞中的李中华敏锐地发现飞机液压表指针有极轻微的向下摆动。虽然地面监控系统告知一切正常，但他还是嗅到了一丝“不正常”的气息。
李中华立即返航，并在9000米的高空放下了起落架———按常规，这个动作要在几百米的高度才能进行。
起落架给高速飞行的战机带来了额外的阻力，飞机突然变得像疯牛一样难以驾驭。此时，飞机仍然没有故障显示。
仅仅一分钟，闪烁的告警灯便印证了李中华的预感。在距机场20公里时，飞机液压表指针已指到“0”———如果不是他预先放下了飞机起落架，此时就放不下来了。
“其结果只有坠毁。”中国一航航空产品部原部长晏翔说，“李中华对飞机的理解，有时比设计者还深刻。”
现代战机呼唤全新的专家型试飞员。1993年深秋，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迎来了李中华和他的两位战友。
从早期的米格-21到先进的米格-29、苏-27战斗机，从螺旋桨的安-24到喷气式的图-154运输机，短短一年内，李中华和两位战友就掌握了所有试飞理论和两个机种、六个机型的驾驶技术，成为我国首批国际试飞员。
采用国际通用的库伯·哈伯方法评定试飞等级，引入PIO敏感等级，把试飞战机的飞行参数、战技指标、性能做成图表，绘制出试飞曲线……可以“飞出与计算机模拟一样完美的曲线”的李中华，迅速成为飞机设计和试飞专家眼中“会飞行的工程师”。
他征服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顶级风险科目
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来到俄罗斯。这一次，他要征服的是被国际航空界称为“死亡陷阱”的顶级风险科目：失速尾旋。
“就是飞机打着旋，像树叶一样往下掉。”30年来一直从事尾旋研究的试飞研究院研究员李树有解释说，这是飞行员最可怕的梦魇，而征服它，是世界顶级试飞员的标志。
从正尾旋、倒尾旋到“落叶飘”，对于这位驾驭了飞机灵魂的飞行员，死神也只能任由他在自己的领地中飞向更高的高度。
800转，600转，300转……随着发动机转速的降低，李中华迅速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把机头拉起约20度时，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中……
地面上的人们看到，高空中的飞机像眼镜蛇一样高高地扬起机头，竟超过110度！
“眼镜蛇机动”———李中华完成了这一令世界顶级飞行员梦寐以求又胆战心惊的超级动作。
1997年9月24日，李中华和李存宝驾驶变稳飞机模拟歼-10飞机起飞着陆时的飞行控制率。如果试飞成功，这将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第一次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着陆而被载入航空史册。然而，在降至离跑道只有1米多高时，飞机突然发生意外震荡。
凭借高超的技术着陆后，李中华不顾厂方为这历史性的一天所准备的庆祝仪式，直率地提出飞机操纵起来过于敏感，建议设计者至少将纵向增益减少三分之一。
设计人员却认为操纵灵活正是这种飞机的优点所在。
“不能因飞机的机动性能而增加无谓的风险！”整整两天，从飞行曲线和飞行参数论证到地面模拟实验，李中华最终说服设计者将增益减少了40%。
“一旦这项技术指标固化到生产流程中，设计缺陷就将埋下飞行安全的后患。”试飞研究院副总设计师于志丹说，这样一种固执的表面下，是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蓝天上，李中华执著地探索和延伸着新一代战机的卓越，几次突破并提高了飞机的性能指标。
“每一公里速度，每一度仰角，都是李中华主动冒险飞出来的。”试飞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感慨地说，试飞员在空中哪怕很小的突破，对身处地面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肩头上这沉甸甸的责任，在一类风险科目大迎角特性试飞中，本来计划30个架次的试飞，李中华通过对科目的重新编排，只用17个架次就完成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由他倡议建立起的信息化引导系统，使放飞能见度标准降低了2公里，试飞团全年飞行时间比原来增加了70天。在他那挑起了当代试飞员神圣使命的肩上，也披满了党和人民给予的一项项荣誉：全军首届“十大青年爱军精武标兵”，空军功勋飞行员，“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2……
2006年10月22日，李中华作为三军将士的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走上了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主席台———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示着红军传人的豪迈，也让人们仿佛感受到这位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所托起的那片天空。
他飞出来的数据比计算机模拟数据还准
对试飞员而言，能驾机翱翔蓝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试飞的感受用工程师的语言描述出来。这不光需要勇气，还需要精湛的试飞理论，李中华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一天，在戈壁大漠深处，李中华驾驶国产新型战机进行迎角限制器的试飞。这次试飞意义在于，定型后无论飞行员在空中做什么动作，限制器都将把飞机的迎角限制在某一个最大值以内，从而避免飞行员操纵过量，造成迎角过大使飞机进入不安全状态。
天空中，李中华将飞机的速度降到500公里3小时，规定动作做完，迎角限制器工作正常。为了测试迎角限制器在极限状态下的工作情况，李中华又做了两个他认为更有说服力的动作。当飞机减速到一定范围时，把驾驶杆突然推到最前面，在飞机机头刚要下沉时，再突然把杆拉到底，飞机瞬间抬头便越过了限制。
飞机落地后，李中华告诉工程人员，迎角限制器不能将飞机完全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外已相当成熟，我国的工程人员也已在地面的模拟机上进行了多次，他们自信地认为，李中华所说的现象是一种偶发现象。然而李中华更加自信地说：“这个限制器至少限制不住我，只要我想越过去，就能越过去。”
果然在第二天的试飞中，李中华飞过了限制范围。在数据面前，技术人员认可了李中华的看法，对该型飞机迎角限制器进行了改进，完善了设计。
试飞院型号副总师赵永杰说：“李中华飞出来的数据，往往比我们在计算机上模拟出的数据还准。这就是一名专家型试飞员的过人之处！”
英雄的背后同样有一位伟大的妻子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位伟大的女性。对于别人这句话不知道含金量有多高，但是对于李中华家而言，这句话就是金科玉律。
潘冬兰与李中华从相识到相知，已经共同走过了19个春秋。在李中华的家，有一个特别的木盒子，里面保存着两人感人的通信。潘冬兰说她闲着时还常翻起这些信件，时常感受到阵阵暖流。
19年前相识时，李中华驻地齐齐哈尔，爱人工作在长春，工作之余，两人完全沉浸在恋爱的喜悦当中，突然有一天，中华写信告诉女友，他要去西北的一个偏僻小城阎良，当试飞员。阎良在哪里？地图上找也找不到。况且，试飞员与飞行员，虽然只是一字之差，风险却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潘冬兰说：“一年的相处后，我喜欢中华的坦诚。但亲友极力反对我们交往，内心很矛盾。中华看出了我的心思，委托试飞院的两位女同志千里迢迢来游说，说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上海，就是阎良’。”
试飞员与民航飞行员待遇有着天壤之别，许多朋友劝中华改行时，这个善良的女性支持着丈夫献身试飞事业的决定。潘冬兰说，论收入，中华全年的工资比不上民航飞行员一个月的工资，但没有试飞员，就没有和平的天空。潘冬兰说，他喜欢丈夫骑士般的驾机风度。每次飞行，丈夫都是锃亮的飞行靴、雪白的手套、整洁的飞行服，浑身上下透着精气神儿。丈夫认为，他飞的是中国一流的战机，必须有一流的仪表，一流的气势！
在李中华眼中，飞行事业是非常神圣的。绝不允许个人和家庭琐事耽误飞行。为此，这个坚强女性默默承受着常人不能理解的压力、痛苦。
在潘冬兰的记忆里，结婚十多年，中华从未因家庭事情耽误过试飞。生孩子时丈夫回来照顾她，孩子出生第10天，中华突然买回一大堆吃的，一会亲亲孩子，一会拍拍她的背，在家来回转悠。“我预感，部队有事，就说你走吧，但当丈夫跨出门的一刻，不争气的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当晚，中华冒着风雪走出了家门。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因为保密规定，他不能往家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妻子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劳累不说，最难对付的就是孩子生病。有次孩子发烧，一夜她未睡，第二天一大早，当妻子抱着孩子赶往医院时，昏倒在楼梯上。孩子哭着，她流着泪，这样的许多次她都挺住了。等丈夫再一次站在娘俩面前，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
“为了丈夫我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名字都变成了李中华的家属。一个老领导曾经介绍我时说‘政治处干事潘冬兰’，一下子让我泪流满面，这个名字被人遗忘很久了。”
对孩子来说，李中华是一个严父。他曾想让儿子也做个试飞员，但是孩子个子猛长，14岁一米八几，自然条件打破了他的梦想。儿子不太喜欢运动，中华就有意识地锻炼他。一次他带儿子一起跑步，跑着跑着儿子坚持不住了，央求他歇会儿，但李中华不答应。大概跑了5公里，儿子蹲在地上，不肯再跑一步。中华还在喊“起来，坚持！”这时，儿子再也挺不住了，流着泪水委屈地说：“你是魔鬼呀！你都练了30年了！我才练了几天！”
做个试飞员的家属，最大的压力是丈夫的安全。潘冬兰说，丈夫去俄罗斯试飞培训，她整夜失眠，常常梦里被惊醒。为了不让妻子担心，李中华从来不跟她谈试飞。即使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空中险情，在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也总是笑着进门。
潘冬兰说：“5·20事故那天下午，我听说后赶紧跑到他办公室，在门口我还听到里面议论，等我一进去，几个人都不吭声。下班回家做饭，我越想越不对劲，菜刀几次差点割了手。听到中华上楼的脚步声，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李中华一进门，妻子就抱住他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笑着说：“没事，我就是按了几个按钮。”潘冬兰说：“我紧紧地抱着丈夫，生怕溜走，感谢老天把他又还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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