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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3 作者：都梁
马天生不温不火的、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一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找出什么话来反驳？
马天生说的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诺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的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叫劲。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统统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的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
“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革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丁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体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
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大不识时务，也早晚要倒霉。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伯。
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早晚是要和他们清算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文革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革联，为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时，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我们不可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死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干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李云龙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狗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于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扒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国家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就像宰鸡一样宰了他。“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拣来的，已经白赚了二十多年了，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伯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他大吼道。
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
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组织，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
“”是！“值班参谋转身就走。
“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李云龙像没听见一样，正用打火机点烟，这是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
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1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
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嘣嘣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
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竞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钉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扒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钉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
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烧牛肉，能不修吗？所以，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要亿苦思甜，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昭，还有件事，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忆了半天硬是忆到六O年去了。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要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你是活该。好啦，我就说这些，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有什么说的？不是都让你说了吗？
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吃忆苦饭的形式很好，大家要通过这种形式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能通过忆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好，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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