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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3 来源: 星辰在线
大学故事：虽然与兄弟姐妹一样喜欢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报考的却是戏剧学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称，“是李银河让他考的”。考试没通过，“得写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坛内的人”
美国生活：“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挣了20块钱，累得不善。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真他娘的累。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小波和李银河决心在回国前游遍美国所有地方，但没那么多钱。住旅馆承受不起，就买了个帐篷，在美国旅游胜地，大城市有专门的帐篷营地，提供车位、水果、电源，甚至能够洗澡，用电炉做饭，只需要很少的几美元就可以。他们都要看好地图，然后出去时自己带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饭。”
云南时代：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黄金时代得奖了：王小波在1992年写给刘晓阳的信中提到这次得奖:“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而王小平说，《黄金时代》得了奖，但最开始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浪漫骑士王小波
王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
对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王小波的书中很少提到。他大姐王小芹说:“小波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大学
“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是1978年进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班上第一堂课时，王小波给刘晓阳留下的印象。事隔多年，王小波的好友、远在美国的刘晓阳回忆起这位大学同窗，仍然喜欢引用当年为纪念王小波去世而写的文章《地久天长》里的语句。
“我们第一节课是在人大一座朝北的平房教室里，讲台在西墙，入口在东墙的北角。双人课桌摆了三列。我单独坐在北列的最后一排。王小波和郑英良坐在中间一列课桌的倒数第二排。我是在老师点名时注意到王小波的，因为他和我一位插友同名。”
刘晓阳说，刚看王小波的长相，感觉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站在教室外点烟，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像没找到火柴，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像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刘晓阳说，贸易经济系与经济信息系是当时人大招的仅有的两个理工科班之一。“前者数理化和生物课都有，后者有数学和计算机课。我们班有大约三十一二名学生(中途有一人停学)。除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其他全部来自北京。因为那一年人大是后复校的，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便只好就地招北京生了。我们班有三人，包括我，不是选择了商品学，而是最初因为出身被刷下，后来又分配进的人大。当时班上有三分之一老三届学生，其他人有一些低于老三届的插青和1978年的应届毕业生。全班同学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较多，农民子弟只有延庆县来的一人。”
“我和王小波属老三届，而且彼此都爱聊天开玩笑。上学期间王小波和我在一起，除了上课，就是瞎聊，天南地北，没什么边际。总是到了快期末时，才坐下来恶补一下功课以应付考试。王小波属于没类型的学生，他平时喜欢的就是聊天，爱好看闲书。至于学习成绩，我因为不大注意自己的成绩，也就更不注意王小波的成绩。”
这次好友相识，王小波在《盛装舞步》中也有提及。“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
刘晓阳解释说:“王小波该文提到的就是我，但有很大夸张，很多细节都是他创造的。我们聊过马步，主要是我讲给他听，他没骑过马。王小波纪念文集叫《浪漫骑士》。浪漫则浪漫矣，骑士可算不上。”
在刘晓阳记忆中，王小波为人厚道，在班上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对任何同学提出的任何要求从来不会说“不”，和每一个同学关系都很好。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对此感触很深:王小波去世一年后，小弟弟王晨光在美国底特律被一黑人刺死。小波大学时的同学、当时应届生里最小的阎景明在加拿大，天天开车过底特律大桥来帮忙。他对王小芹说，小波去世后很久他才知道消息，晚上做梦梦见自己背着浑身是血的小波，往东走不通，往西也走不通，醒来后心里特别难受。
考入人大前，王小波在1977年曾参加过一次高考。虽然出身于一个深信“文科可以自学”，“学不了理才学文”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与兄弟姐妹一样喜欢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报考的却是戏剧学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称，“是李银河让他考的”。考试没通过，王小芹印象中是卡在复试一关，“得写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坛内的人”。
对商品学这个专业，王小波似乎并不感冒。“我多倒霉，上这个劳什子学校。”让他烦恼的，是“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洗该死的坛坛罐罐”，“洗不干净试验做不成就不及格”。王小芹也知道弟弟动手能力不强，但她笑着说，“他其实也适合这个专业。从云南插队回来，他因为得了肝炎很多东西都不吃，鼻子特别灵，一闻就知道食物的好坏”。
王小芹所不能理解的还包括，以邋遢为个性标志的弟弟居然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当选班里的生活委员。“那时生活委员要收集班里所有同学的粮票和钱，集体买饭票，小波是那种把东西收来就往兜里一放，至于东西是否放进兜里就不管的人。我当时还纳闷，他这样的怎么能当生活委员啊？得把人家的粮票都丢光。”
王小波结婚的消息对全班来说都很突然。刘晓阳说:“因为从未见他谈过恋爱。我还是从班上女生嘴里知道消息的。因那时在大阅览室的报架子上摆的《中国青年报》上曾有过李银河的文章。我们班的女生比较注意看报上时文，都对王小波娶了李银河表示惊讶。我事后才知道才女李银河的。那以前没注意过。”
对这场不事张扬的婚礼，李银河曾经简单讲述过:“我们是1980年元月21日登记结婚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他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我们是秘密的。我们都不注重形式，他从来没买过花儿，他是不进商店的人。唯一的一次他给我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大概现在要50块吧。”婚事如此隐秘，以致某天早晨当刘晓阳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惊奇地问他结婚这事可当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
留学
1982年，王小波大学毕业。对于毕业分配，用刘晓阳的话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班的北京生除一人去外地，只有我一人是厂来厂去，分到工厂，其他人都分到了机关学校。王小波去人大分校教书，不用坐班，我则要在厂里坐班。”
不久，刘晓阳和王小波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小波上下班半路上拐个弯就能到我们厂，他常来我办公室聊天，有时还去厂里的澡堂洗个澡。我们毕业后对将来没什么打算，就是等国家改变留学生政策，以便我们也能走西口去会各自的老婆。那时我们受到两项政策的约束。其一是留学人员不许带家属，如果一人留学，则配偶不得出国。另一条是大学毕业必须服务两年，否则不得出国。”
1984年整个上半年，王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刘晓阳说:“我和小波对签证都心里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罢。美国驻华使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就躲着点。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进使馆排队，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诿让对方去趟地雷，小波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挡头阵去了。我们俩人那时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
刘晓阳特意强调:“当时王小波手里只拿了一份IAP-66表，自然得到的是J-1公派签证。我手里除了IAP-66表以外，还有一份I-20表。我把两张表同时递进去。签证官让我选一个。我便选了I-20表，拿了F-1自费留学签证。我们两人都不是陪读的J-2或者F-2签证，而是各自直接的留学。”
“刚走出使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服装。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采购那几天，我们俩到处看服装，可就没我们大男人合适的衣服。我和小波走一处生一处气。最后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运动服装，兴许还有大号的。因为运动员还是个子高得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号的。于是两人各买一身，权充出国的行头，也顾不得太多体面了。”
刘晓阳去的是美国北部的一所大学，王小波去的是妻子李银河所在的东部的匹兹堡。虽然一直有书信来往，对于王小波在美的生活，刘晓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玩了不少地方，包括去欧洲;曾经买过一辆旧车;从开始留学到最后回国似乎没搬过家。他们租的住处离匹茨堡大学近到只有步行距离，平日用不着开车。我感觉他们两口子把钱都花在旅游和伙食上了;吃得很好，对住房不怎么挑剔，汽车也可有可无”。
事实上，虽然在王小波家人和朋友看来，他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但是钱的问题和与钱有关的挫折感，正是从留学生活开始对他有比较强烈的困扰。
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到美国一年后，获得美国图兰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学统计学，王小平说:“出国前，研究生文凭的我月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人干2小时的工钱。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贫穷是若干深重苦难中的一种。只是在国内，大家都穷，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美国，当你发现连一个叫花子都比你过得好时，那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巨大的。”“小波聪明，数学和统计学的功底比经济系一般学生强，一度想跟我在图兰大学数学系念统计，我帮他找教授，递申请材料，希望能申请到奖学金。对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像图兰大学这种私立学校，虽然有名气，但是每年2万美元的学费足以让没有奖学金资助的学生望尘莫及。而且在这里，只有学英语专业才好找工作，也能偿还得起当初借的学费。但是小波的英文太差，最终没有得到资助。”
据王小平回忆，弟弟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李银河一个月的奖学金大约是400美元，每月扣除20美元的健康保险，还剩380美元，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王小波在1985年3月29日写给刘晓阳的信中，心情沮丧地提到了打工生活:“这些日子心情不好，联系了一大批学校，已有四个来了结果，三个不成，一个同意入学，没有财政资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终日。没办法，转起打工的主意。今天去打了一天工，挣了20块钱，累得不善。去的时候心情颇不佳，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时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回来一想又闷闷不乐。像这么干，一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信最后他感叹，“累得屁滚尿流。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虽然觉得文科课无味之极，但用王小平的话说“出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学”，王小波最终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并通过妻子结识了许倬云教授。李银河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来自台湾的许倬云教授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因此，他也列名在李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据许倬云教授回忆，某一天，李银河找到他，简单介绍了一下王小波的情况，希望许倬云能给予指点。
“后来，我在办公室见到了他。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他内心很无助，不知该怎么办。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对于小波来说，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谈话，在得到许倬云的同意后，王小波挂在他名下注册上课。这样，每周三的下午，两人会有一个两小时的讨论。
“谈话并没有限定在文学范围，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和社会史。我们谈自由的意义，谈民族，中国的前途和过去，不一而足。我也讲他的文字，认为精炼不够，有些松散，这是国内很多年轻作者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老国学的底子。我甚至给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们经济上很紧张，偶尔听他提起打过工，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在美国，生活细节属于个人隐私，他不说，我不会问。他不提出要求，我也不会主动去帮忙。所以，我们的交流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那段时间王小波正写作《唐人密传故事》，就历史传记与许倬云探讨过，在许倬云看来，这是条应该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最后选择的却是小说创作。《唐人密传故事》应该算王小波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书稿成于美国，曾特意寄给了李银河的母亲，希望能在国内出版，却无人看好。后来，是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东找了家出版社自费出版，结果却是，“书出来后，卖得并不好”。
虽然这样的交流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但是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千里马得遇伯乐。王小波第一次在《联合报》得奖的作品《黄金时代》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王小波在1992年写给刘晓阳的信中提到这次得奖:“写了个中篇，得了《联合报》25万新台币的奖，在10月底到11月连载，有兴趣可找了看。还有一本书在香港出。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而王小平说，《黄金时代》得了奖，但最开始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王小平回忆起与弟弟在美国仅有的两次出行经历时说，“生活确实很苦，比国内还苦，一分钱都要省着花。但是快乐也是有的，每到一个地方都很新奇，很想看看，那种玩的自由和开心是在国内很难找到的”。
三兄弟在美国唯一一次相聚源于小弟弟晨光在肯塔基拿到硕士学位后，要到纽瓦克一所大学读博士，王小平带着小女儿从新奥尔良开车接上小弟去匹兹堡与小波会合，打算从那里去波士顿等地游玩。
那是王小平第一次见到小波的住所，“类似于一个小中国城，很多中国学生合租，然后分摊房租。那幢2层小楼，6到7个房间住的都是中国人，合用一个厨房，卫生条件也不好。小波和银河两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房间，地上放一个床垫，有两个音响，放着古典音乐。美国的东西不对口味，他们最爱吃的是比萨，贵的吃不起，只能吃当地最便宜的那种，大约5美元一个”。走的时候，小波把其中一个音响送给了小平。
在王小平记忆中，小波夫妇曾经买过一辆很旧的白色大车，有6到8个缸(在美国，买大车比买小车便宜，可能也就1000多美元)。夫妻俩都是在美国学会开车的，但是都不灵光。王小平说，小波个性上就不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属于做一件事就能把别的事给忘了的人，只能把车开直了，但不能分心去看路。而李银河手脚配合不好，于是两个人就形成一个固定搭配，小波开车，李银河坐在旁边口头指挥。王小平到美国后第一次看见他们开车，就坐在后座上。“当时小波学开车不久，紧张，李银河就在一边指挥，这边车来了，那边要拐弯了，一会加油，一会叮嘱刹车，忙死了。我在一边看得提心吊胆的。”
王小平到美国不久，王小波开车接他去佛罗里达，半路上车坏了，漏油，修了修接着用。后来有一次从高速路上下来走侧道，撞到杆子上，坏了，扔在那里就走了。“从那以后小波夫妻俩就没有车了，再出门坐‘灰狗’，有时遇到有人需要把车从一个城市开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就可以获得免费开车旅游的机会，还可以挣些钱。”
“小波和李银河决心在回国前游遍美国所有地方，但没那么多钱。住旅馆承受不起，就买了个帐篷，在美国旅游胜地，大城市有专门的帐篷营地，提供车位、水果、电源，甚至能够洗澡，用电炉做饭，只需要很少的几美元就可以。这些帐篷营地在地图上都有标记，因此，每次出门前，他们都要看好地图，然后出去时自己带上炊具、原料，在路上做饭。找电源有时候会麻烦一些，可以到公路旁边休息的地方去接，实在不行就去厕所里接。没钱的时候，甚至在路边树林里捡木柴生火做饭。”
第二次出游，王小平和王小波夫妇先到了新奥尔良。之所以来这里，王小平说，“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在这里，小波小时候反复读过马克·吐温的作品，而他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密西西比河的，小波要先看看这条河。当时开车到了河边，他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了很久”。
从新奥尔良出来，三人到了佛罗里达、索尔索塔、丹佛，一直往南。“主题是探险，假装自己是汤姆·索亚，想去沼泽地公园旁边的树林探险，没走几步，发现树上毛茸茸的其实是挤满了大蚊子，吓得跑出来了。”一直到基韦斯特(Keywest)，那里珊瑚礁多，一直插到墨西哥湾，走到最顶头，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看落日。小波有篇小说《半夜两点钟》里提到的垃圾虫，就是写的这段经历。当时那个岛上有很多度假村，很漂亮的别墅空着，大门敞开，我们进去看，感叹“那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出来碰到一个美国的蓝领，30多岁，据说大学是学哲学的，跟他聊老子、孔子还真是那么回事。问他怎么谋生的，说是“捡一些东西修好了再拿去卖”。当时我很惆怅，“在美国学哲学的最后就干这个？小波却没说什么”。
“那次旅行之后，我回新奥尔良，小波夫妇回匹兹堡去了。这是仅有的两次来往，其他的时候我们都是书信联系，小波的精神很愉快，他说经常去匹大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书，包括父亲的书。还看了很多很美的电影，电影院贵，他主要是租录像带回家看。王小波受美国电影影响大，美国电影的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这种影响在他文章里能看到，比如他文章里的那种活跃快速的节奏感，就来自美国电影。”
1988年，王小波夫妇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李银河在文章中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基于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离不开中国社会，夫妻俩选择了回国。
王小波在云南
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这个成长于父亲隐秘“政治问题”阴影的教育部大院孩子，和二龙路中学的同学兼玩伴一起，赶上了这一拨的云南插队。他当时开导备感沮丧的同伴艾建平说，“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王小波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一共待了两年。
寻访到王小波当年真实插队的农场来回溯，风景依旧，山上15队和山下14队的格局也有改变。只是《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并不存在，这或许会让渴望猎奇的人们失望。
辗转12天后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的22名知青里，教育部直属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学生共有9个，4男5女，分别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景罕14队也就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2连，全连120多人，一半是本地老职工，另一半是知青，除开北京，还有来自四川、上海等地的知青。
卡车只把王小波他们拉到山上的15队，由山下14队的副队长田家应，也就是老队长王永贵的爱人带人上山去接，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王小波的行装是一个大木箱，全是换洗衣服和被褥。在当时生活物资匮乏的农场，这些教育部大院子女的行装，着实让当地人感叹了一阵子。头两个月，知青们暂住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上嗖嗖窜来窜去，男生新奇，女生尖叫。给知青住的平房修好后是4人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是同屋。围成四合院形状的这几排平房，后来成为当地职工的房子，几经改建，保留下来部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不过14队的老人们，依旧能指着已经大变样的房子，忆起王小波就住在西面那排从左往右数过去的第四间。
有的老人对“王小波”这个名字并没有反应，一旦拿出照片，记忆立马回来了，“记得他”，“个子高高的、脑门重重的、走路头歪歪的，脚一步一拖的”。静坐下来，老人们其实能够如数家珍地列出更多知青的名字，区分他们分别来自哪个城市。王小波并不是让当地人记忆最深刻的，因为这个外号“野牛”的年轻人，当年并不爱跟旁人说话，也不大搭理人。王永贵记得最清楚的知青叫张伟，这个后来当上队里会计的年轻人在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把5块当成2块发出去，一下子差错120多块钱，王永贵急得追查到半夜2点。知青的到来，对当地人而言，同样是新奇的经历。现在的弄巴农场，从交通上说已经不再偏僻，在昆明转机，50分钟就可到达德宏芒市机场，换乘汽车，经瑞丽到陇川，再到弄巴，不到3小时。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初到农场的第一个月，知青们都比较安分守己，跟老乡之间也是客客气气。没过多久，“终日单调、乏味的劳作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让知青们调皮捣蛋的性格开始展现，并越发出格。不过当地人回忆里的王小波，却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不知道是真的遗忘还是善意的屏蔽，他们回忆起来，北京知青“最听话，从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麻烦的是四川知青，“打架打得凶，偷东西也厉害”。具体到王小波，当时直接负责管理他的老班长王文扬，一开口就是夸奖，“讲历史讲得好”，田间休息的时候他听过王小波讲曹操、周瑜，各朝故事，精彩得“像评书一样”。他跟爱人都一再强调，“王小波开始劳动是不太好，不会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改造好了”，他爱人更一再地夸王小波，虽然“割稻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怕割到自己”，但是“打谷子做得最好，120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从及膝的水田里抬出来”。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
现实的插队生活里，北京的知青们男女之间互不说话，这让当地人也觉得纳闷，“其他地方的知青可不这样”。《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在小波的插队时代因此没有丝毫萌芽的迹象和可能，至于让人产生诸多猜想的女医生陈清扬，现实里也并不存在。山上15队有两名医生，都是男的，山下的14队倒是有个女医生，叫杨应珍，不过严格意义上只是给医生陈德勋做助手的卫生员，1953年生人，比小波还小1岁。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容和善，身材稍胖，怎么都看不出小说里的风韵。倒是小说里王二被批斗的场景，在小波的插队生活里倒是真实出现过。
批斗缘于一次打架，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龙闷儿，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小波跟人家动了手，还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类似《黄金时代》里，王二和三闷儿的纠纷。虽然很快被工友劝开，但王小波和当地人打架的事在农场扩散开来。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娱乐生活特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同是教育部大院子女的插队知青肖林回忆起当年几乎天天上演的批判“破鞋”活动发此感慨。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的还有赵和平和另外一个叫杨树龙的人。赵和平提起这段经历，会微微一笑，“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赵和平则发配到场院去晒粮食。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他和王小波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14队的北京知青那时还分成两派，二龙路中学的高干子弟和太平桥中学的平民子弟，两帮界限明显。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当然看不起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艾建平回忆，“唯有王小波和他们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头儿也很幽默，爱侃故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地搭上了话”。因为王小波和太平桥帮的头儿慢慢熟悉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紧张气氛有了些缓和，但王小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开批斗会时候，很多人就把那个小子干的坏事都安到小波头上了，但小波从不辩解”。
王小波1971年春天离开云南，在几个要好的兄弟里，他并不是最早走的，赵和平是第一个。云南的单调而艰苦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只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好”。至于能够去哪里要看各自家庭的状况。赵家的亲戚大多在部队任职，如果能离开农场，就有一定的机会去参军，彻底脱离插队。但这种想法在当时非常敏感，赵家两兄弟只跟小波三人之间偶尔谈及，绝对不会跟外人说。
要离开农场，当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探亲，这也是最容易被批准的方式。到农场满一年后可以自己报名，连队到知青中调查摸底，要其他知青推举才有资格排上队，争取有限的名额轮流回家。1970年，赵红旗兄弟合计着要让弟弟和平先以探亲名义离开云南，到安徽干校去和父母商量，然后再打一封父母病危的电报回去，让赵红旗也有机会离开。
第二种方式就是办理“困退”，但要求必须是家中独子，显然，赵家兄弟和王小波都不符合要求。第三种方式是偷偷逃跑，成功率最低、危险性最高。赵家兄弟和王小波也曾动过逃跑的念头，专门拿来地图研究，发现离开陇川县必须要过三条江才行，江上有桥，有哨兵把守需要盘查证件，而江水很急，要游过去几乎不可能。后来，听说有昆明知青在逃跑时淹死在江中，藏在油罐车里的被闷死了一个，逃跑的想法也就作罢。
一旦有人离开，剩下的人就会变得“心情特别复杂，既不希望好兄弟扔下自己走，又希望好兄弟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忆起来，得知赵和平要回家不再回来时，王小波那几天的话明显减少了，但也不说什么，“我能看出他不怎么高兴，但也没办法”。同样，王小波后来回家探亲时，赵红旗也感觉很失落，“平时天天在一起的一个人，突然走了，屋子里空出一张床来，总感觉心里缺点什么”。但没过多久，王小波就回去了，“当时我们有点惊讶，既有点伤心，又有点高兴，毕竟好兄弟又回来了，可既然走了干吗还要回来啊”。
能够回家探亲跟王小波的病情有关。王小波的身体从小就不好，除了在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的软骨病，除故事里经常把腿搭到脖子上的经典动作以外，大家回忆他从小就嘴唇发紫，在云南插队时由于气候潮湿，天天泡在稻田里，心脏病有所加重。从1970年夏天开始，王小波就说自己胃疼，不爱吃饭，但也都没拿着当回事，让他去医院看医生他也不去。没过多久，赵红旗发现王小波的眼白发黄，吃不进饭。到11月份，王小波开始高烧不退，大家还以为是感冒，连着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以后，开始滴水不进，吐了胆汁，大家才意识到病情严重，连夜找来担架，五六个人轮流将王小波抬着赶到8里地之外的农场医院。“幸亏那天晚上把小波送到医院，要不然命都难保。”后来，王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还专门写了和平送他去医院的事情。黄胆性肝炎属于烈性传染病，医生不让陪床照顾，赵和平他们就连夜赶回宿舍，王小波一个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大圈，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当时治疗肝炎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王小波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刚因为肝炎死了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很顺利准了王小波的假。假期结束，王小波准时回了农场，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门”香烟，还给经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4条肥皂，在农场肥皂属于稀罕东西，当地是买不到的。赵红旗他们跟他开玩笑“人家走了就不回来了，你怎么还回来了？”王小波反问道：“不回来能去哪里？”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粮食。
回到云南后的王小波因为身体始终得不到恢复，在1971年春天的时候又向组织办理了到干校探望母亲的手续。由于上次请假准时归来，表现良好，队里很快批准。已经到农场医院上班的那佳碰到来县城办手续的王小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身体就彻底毁了”，王小波如此解释。两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知青才可以办理病退，需要当地医院开证明，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复查。1972年，患胃病的艾建平就是以病退的方式离开。
弄巴农场的老人们并不清楚离开的知青们都有怎样的发展，名人也罢，普通人也罢，有人愿意去那里，跟他们聊起久远的往事，他们已经很开心了。结束采访的时候，非得让记者吃过特意备好的晚饭才能走。2005年8月，艾建平和姐姐艾建英专门回云南去看看当时插队的地方，他们和队长王永贵、医生陈德勋以及其他老职工的合影，被陈德勋贴在堂屋墙上相框里醒目的位置。艾建平说，临走时候，老乡们只重复着一句话“再来啊”，眼里含着泪。
王小波的艰辛成名
在计算机房打杂，考货车驾照，王小波的理想依然是小说家。1994年《黄金时代》出版后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王小波说“一本书的出版比写作更加艰难”。
艰难中出书
按照《联合报》副刊主编陈晓林的说法，当时文学奖的奖金仅10万新台币，而不是流传中“1万美元”的数额，而且联经出版社给得奖者出书也是附加的奖励条件，并非看重其市场价值，“可以说是有些被动”。但正因为这次获奖，使王小波的生活出现了转折。丁东是李银河多年的好友，“1992年我还在山西，还不认识王小波，就已经开始帮李银河找人了，他们希望被大陆出版界关注”。丁东列举了自己找过的许多杂志和出版社，“作为文人，王小波和李银河当时都有点看不起‘二渠道’的出书方式”。丁东找书商，给李、王合写的男同性恋研究专著出书，还因为封面是两把椅子，引起王小波的不满。丁东说:“他们一直都想要正规的大出版社，好好地出书、卖书。”
赵洁平后来成为王小波第一位在大陆公开出版小说集的责任编辑。1994年初，赵洁平是华夏出版社的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我当时帮一位老学者出版了一本有关波普政治学的著作，可是没有销路。”赵洁平的丈夫和李银河同在社科院工作，但并不认识。他本来想把这本书推销给李银河所在单位，不仅没卖出去，反被同事们推销了《王二风流史》。“我们社科类本来是不出小说的，但我想不管怎样，应该先读一遍再给人家答复。”赵洁平记得自己是坐车顺路过一个地方时，让王小波和李银河在那等着，接受的书稿，“我一开车门就把书给我，什么也没顾上说”。当时书稿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也有了一些惊人的评语，赵洁平说她是在完全没有先见的情况下看完了小说。她说:“我平时喜欢政治学著作，但是看完这个，我觉得王小波的小说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企图打破僵化的思想圈。”赵洁平从第一眼印象中就知道这书不好出，但她认为，“好东西应该出来”。她说:“我去王小波家，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出这本书，但王小波当时并没有太激动，他说稿子已经流转过很多出版社，答应要出的也很快没了消息。”赵洁平立刻就开始写“选题报告”，“我写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个知青的反思之类，后来黄集伟他们老说我做了一个像‘天安门放红光’似的封面。”赵洁平笑着说，“我一直没敢给领导交全文”。
“我和王小波签了一个破例的合约，前6000本一次买下，稿费按千字30块钱，卖1万册他分3%版税，2万册4%，3万册5%。当时算出版界最优惠的条件了，虽然稿费只有9000多块。”《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没有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书销了2个月，不太好。”这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前几本白送，后面再要再给钱。后来，王小波开始带着我去找书商，用月票坐公车，我们一起劝书商买书。”之后为推销开一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些评论界名家，赵洁平说:“王小波听着大家的高度评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1995年王小波再获《联合报》奖，但小圈子里的赞美始终没有拉动市场销量，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
杂文和电影
“王小波的杂文路子，一直是通的。”丁东说王小波生前一心要出版小说的同时，杂文反倒先受到广泛认可，也使他避免了自由撰稿人承受的经济压力。“《三联生活周刊》、《东方》、《南方周末》这些报刊是王小波的主要阵地，其他杂七杂八的约稿就更多了。”在王小波辞职后的几年里，思想界已经“高看他”，“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90年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逐渐分离，不再像80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王小波的杂文无法带动小说。“我当时还在推荐他的小说给杂志，有一个名编辑说，让他来个短点的，看第四季度有空了再上，那意思是很轻视的。”丁东说，王小波难受的就在于此，“他觉得小说是正业，思想文化随笔是副业”。
张卫民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他提了个尼龙布兜子，满满一兜《黄金时代》，正准备去清华兜售”。头发朝天龇着、晃晃荡荡的，王小波和喜欢他小说的一些人成了酒友。王小波酒量一般，一两瓶啤酒下肚眼睛就红了。谈什么都轻轻松松，没有大喜大悲表情的王小波总是蜷腿缩在椅子里，抽着“骆驼”或“金桥”，“那么大个子缩成一小团”。“我说‘你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可是他不谦虚也不高兴，就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只有一个话题让他动感情。1996年冬天，张卫民在饭桌上说他自己已经厌倦了写一些无关紧要的随笔，也要开始写小说了。当时王小波有一点激动，但却很严肃，郑重其事地说:“干杯，尽管多一个小说家会夺我的饭碗，但是我还是要和你干杯！”还有一次冒着雨回王小波家喝咖啡，谈话间王小波问张卫民:“小说要写什么？”张卫民回答:“要写爱情。”“对，就是这么写！”“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源于他对小说的热爱，听到有个人也要认真地写小说了，他心里是高兴的。”
王小波经常用讲笑话的方式告诉朋友，他只有写小说才感到快乐，上电视介绍书、写剧本都很痛苦。但他还是认认真真花了3年时间改十几稿，写出了《东宫西宫》。导演张元说:“本来我只是想聊聊他们所采访过的同性恋的故事。席间，李银河说:‘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当时王小波刚从人大辞职，张元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作家叫王小波的”。但由于其他作家都不愿意写同性恋，张元同意了李银河的提议。拍摄时，王小波去看过两次，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看了一眼就走了，他对张元说:“你们这拍电影可真够烦的。”《东宫西宫》在1997年被张元带到戛纳，在阿根廷电影节上曾获最佳编剧奖，但直到去世，王小波也没看到过这部片子。
《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在赵洁平手里攥了两年无法问世，1996年冬天，王小波终于找到花城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时代三部曲》。他同时考取了货车的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
从一个作家到自由主义分子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发给在美国的刘晓阳的，内容是告诉他自己要出一本杂文集，他在邮件中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第二天，王小波便去世了。
事实上，在王小波的随笔杂文中“自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但是很多文章都是围绕着自由展开的，“自由派”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更低。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强调“自由派”，可以认为这三个字是对他自己这本文集的定位。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最早收录在纪念王小波的文集《浪漫骑士》中，在这本纪念文集中，也有人把王小波称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这不仅与他的很多作品里表达的对自由的向往有关，也跟他的经历有关。1992年，他辞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在当时，自由撰稿人是一个新生事物，多少带有一种对体制的背叛意味。人们也经常从这个方面来解读王小波的自由主义。
人们从王小波文字中嗅出自由主义味道恰恰是他并不在意的那些杂文随笔中，王小波说小说是他的主业，随笔这类东西也就是对世事表个态，不然做人也没什么味道。他生前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杂文随笔不过百篇，尚不能衡量出王小波的文学价值，但这足以让人解读出自由主义的形象。王小波身后文学性被忽视，自由性被放大，与他这些短小的杂文关系更大。
作家朱正琳谈到王小波的自由派时说:“追求自由不等于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系统，而且是在欧洲传统政治事件中慢慢生长起来的，他们有实践也有理论，才出现自由主义。王小波是个人的东西，第一，他实际上是从热爱自由出发，他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这一点是没错的，他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第二层次再说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自由主义这种理论的生根并不只在于政治实践传统中形成的，最根本的是在人心中形成的。人是爱自由的，要不然他的东西就不会传播，让人倾向他接受他，所以这是他最终的一个根。胡适有个说法，感觉到不自由时候，自由便出现了。自由主义实际上讲的是人对人之间的强制问题，王小波在什么意义上说他是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呢？就当他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人，他接受了一些自由主义哲学家的观念，比如说罗素。第二，具体看他的主张，他极端地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两条应该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倾向比较明显的人。他的杂文大都是在反对一种专制集权，反对一种人对人的强制。这就明显看出他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了。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的所有表现都是在尝试层面进行，严格说起来，胡适也是在尝试层面上维护自由主义，而不是系统地阐述一个自由主义理论。”
学者王毅把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称之为“无源之水”，他解释说:“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权利。王小波虽然没有像严复那样有一套理论体系，但是他体会到了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和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它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财产、命运对自己的安排，这是一个公民常识性问题。在国外，它已经灌输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王小波继承的是这样一套东西，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以文学家的方式接的这个口，他接的口又不是在人家那里，而是在我们这里。而我们这个制度环境是最缺乏的，所以他这套东西成了无源之水。他很特立独行，就是因为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找不到根据。”另一个学者丁东则认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来源有两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的思考，一个是他后来出国后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都是有自由主义思想的。”
王小波被冠以“自由主义分子”也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朱正琳在1994年办《东方》杂志的时候，有个学者给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自由主义”，朱正琳把这4个字删掉了，他跟作者通电话时说:“你的文章精神我全部保留，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个标签贴到上面，以免麻烦。”他说，“1994年到1996年都还是这样，80年代时候这几个字也是出不来的。”丁东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跟他去世就是前后的事儿，在这之前，自由主义概念是有的，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就成了负面的东西。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当然他反对的那个自由主义跟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自由主义概念差别很大，我们从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自由主义，从50年代开始叫‘民主个人主义’，从50年代开始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变成正面。当时主流思想界探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人道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思想系统里寻求活力。90年代中期有3个人成为热点，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1995年是顾准热，1996年是陈寅恪热，1997年是王小波热，到了1998年，很多学者的文章就把自由主义的旗帜打出来了。”
李银河在最早的怀念王小波的文章中称他为“人文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写意式定性，王小波的自由主义表达多半也是写意式的，但可取的是他的思维跳出了当时的局限和框架，朱正琳说:“‘文革’后有伤痕文学，当你看到伤痕文学去批评原来的东西的时候，就在套子当中。但是王小波的东西一出来就已经跳出那个圈子了，他不在那一套教育之中，而跳出这个圈子是与他几十年思考和阅读有关系。这可以推断出来，他接受的东西一定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王小波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是一个自由主义一般形态的东西，最基本的几个原则，而这几个原则让他已经跳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他的小说也表现出这么一点。王小波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他不在所有的哪一个流派之中。”
王小波裸体雕塑
王毅认为，虽然人们把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等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在表述一种自由的思想和不受束缚的生活方式，但又有很大不一样。“顾准是要牺牲自己，承受最大苦难，人们对顾准的推崇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是王小波不再把苦难和牺牲作为唯一一种方式，他用机智、反讽和喜剧性的东西来面对这种悲情，这是跟以前最大的反差。看得越透，承载的东西越多，从王小波开始，这个模式改变了，他真正看透了。相比之下他没有理性那么清晰和逻辑，但同样是非常有力量的。王小波从这个纬度最深刻剖析了中国该抛弃掉什么，接受什么，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他在讲这些时候都有一个最鲜明的负面坐标，那就是中国的历史。他是一种人性对荒谬天然的憎恶，对美的一种向往，他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基本的叙事背景。”
王小波热了10年，从最早知识界对他自由主义分子的定性和李银河对他的浪漫包装到因王小波的特立独行而出现的追随者，三者并无关系，但又遥相呼应。朱正琳分析:“我觉得王小波的被偶像化也许是一个值得从社会学或传播学角度研究的事实，但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言，这与知识界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推崇的关系不大。一是知识界本来动作就不大，出过几本纪念文集，这些年也很少有人反复提王小波。二是知识界本身的影响力也较小，如果调查一下王小波的‘粉丝’，我相信他们大都不太看得上中国知识界。当然，偶像化也不是知识界追求的效果。以此推测，王小波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与王的被偶像化也许是两个平行发生的事件，不在一个区域或人群中，且基本不交叉)。要探究偶像化的原因，除了一些与传播有关的偶然因素有待研究以外，我以为可见的因素就是他那种独特的文风赢得了文学青年们的喜爱，当然还有嘲笑假正经和特立独行的形象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丁东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时间总要有些个热点人物作为某种价值取向或者文化象征，王小波死得早，要是90多岁去世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这事儿本身让人很遗憾，他去世后，本来我们这些朋友给他办后事想尽量多做点，开个座谈会，出点书，本来是尽朋友之意，但是作为社会来说，当时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这种价值观，和他这种姿态，大家觉得挺好，又有独立见解，又不盛气凌人，还挺幽默。他死后一下子就火起来是多方面因素混在一块。他和顾准、陈寅恪不一样，那时候顾准是打捞出来的，书出不出来，后来出来就一下子火了。陈寅恪的书本来是很偏的，一般的人看不懂，也读不了，可是关于他比较通俗的传记，那几个故事讲到大家心坎上了，一下子就擦出火花来了，大家觉得陈老的学问可以不懂，但陈老这个做人的姿态我们觉得很好，很认同。王小波他这种幽默的形象，无意之中对年轻人特别适合，所以王小波死后出了一茬又一茬王小波的追捧者，别看当时20多岁，现在30多岁，可是那帮人到了中年又冒出20多岁来了，这个我觉得跟王小波自己的表达方式，这种幽默，也和他本身的人生经历有这么点传奇色彩有关，使得这个年轻人不但感兴趣，还有点可效法性，现在模仿王小波笔法的年轻人不时要冒出来几个，而且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年轻人本来就是要调侃的，就是喜欢以顽童的姿态来对待生活中的苦闷，无意识中王小波对他们特别合适。自由主义到现在也没过时，而且我觉得以后也不会过时。”
自由主义，特立独行，这都不是王小波的全部，朱正琳也认为知识界还是太偏重于王小波自由主义倾向这方面的解读。他说:“在1998年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出版座谈会上，我个人表达过这个观点，因为我和他熟，知道他一点心事，如果过分地看重他的杂文，而不太看重他的小说的话他会伤心的，他觉得他最主要的成绩是在小说上。用他的话说就是:杂文是不得不说，有这么一点责任，说不上是艺术，但是小说对他来说是一门艺术，他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心思。他曾经绝望过，觉得自己写不出小说，后来又觉得有这样的写法，又觉得可能能写一点的。照他的说法，《黄金时代》是他20年出来的一个中篇，所以他在小说上投入了最大精力。我们知识界因为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最大的共鸣，这个共鸣放大得最多。我们也可以客观地说，现在主张自由主义理论的人大部分都是些理论家，这帮理论家在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方面能力本身就要欠缺一些，因为他不是那个行道的，对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认识不足。但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小波的文学评论做得不是太出力，我没有看到过几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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