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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5月16日 来源：广州日报
杨丽娟是在夜色中回到永昌中路红旗招待所的，“我们不敢白天在街上走，谁都会指指点点。”
那是4月19日的晚上7时，当她再一次走上那黑乎乎的楼梯的时候，她一定想起了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正是从这个楼梯下去，走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那是一个月前的3月18日。而那天，她是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的。整整一个月，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红旗服装厂下属的这个国营招待所在杨丽娟母女俩的眼中是“安全的”，“不会有人来骚扰”，为此她们愿意出一个月600元的房租。“这已经是书记给的最低价格了，让我们不要告诉其他房客。”为了进一步压低房价，她们还向书记提出可以不要房间里配的电视机，招待所没有同意。
栖身招待所
兰州红旗招待所位于兰州的商业旺地文昌路上，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她们曾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小床，配了两把旧椅子，除电视机外，找不到其他的电器。桌上放着几个矿泉水瓶子、半瓶可乐和两袋牛奶。虽然是白天，房间里仍然紧紧地关着窗户拉着窗帘。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说，旅馆有很多老鼠，有时半夜能听见老鼠在屋里跑，甚至跑过床头。
杨丽娟母女如今栖身于兰州一家招待所里。
招待所里不让生火做饭，母女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摊上买五毛钱的一张饼，或者1元5角一份的凉皮，“两三天就炒个土豆丝什么的打包上来，每天也没什么胃口，吃不下什么。”杨丽娟说。而做饭也不是她俩擅长的，以前买菜做饭通常都是父亲杨勤冀的活儿。
在香港的14天里，杨臣刚高调捐助的2万元已经用完，最后几晚的香港房租和从深圳到兰州的机票钱是哪些好心的人出的，她们已经说不清楚了。从罗湖口岸出关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转交了两个读者的捐助，“一位文女士捐了3000元，一位崔女士捐了500元，我写了一个收条给那个记者。”杨丽娟说，母女俩就把这3500港元换成了人民币，上路了。
杨丽娟告诉记者，回来后付房租、手机充值、四处办各种手续之类的，现在手头还有1800元钱。
“唾沫淹死人”
招待所里的生活并不平静。几天前杨丽娟买了一顶鸭舌帽，深蓝色的帽子花了18块钱，一出门她就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踏实。”在兰州已经尽人皆知的两母女一开始虽然预计到可能受到社会压力，但还是没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会如此汹涌。
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杨丽娟下楼买吃的。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她身前，走出几步后突然回头盯住她，并回身立即冲到了她的面前，“刘德华，刘德华，这是杨丽娟吧，你还去不去香港了？还见不见刘德华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一下子把杨丽娟吓住了。旁边的人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有人把这个男人给拖走了。杨丽娟哭了，但与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选择回屋，躲起来不再出门不同。杨丽娟选择了“反抗”。这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表现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
首先，在围观的人告诉她那个男子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察时，她果断跟踪了这个男子一路到了一个派出所。旁边的人告诉她，这个人是派出所的。然后她立即跑到派出所的上级城关区公安分局去投诉了。信访科的人接待了她，解释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警察，他也没穿警服，没有警号。杨丽娟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们开会，群众素质低下就算了，但你们是警务人员，怎么给老百姓做榜样。”从分局回来后的杨丽娟并不甘心，她说自己还要去办二代身份证，到时去派出所好好认认人。其次，她又向招待所楼下管理停车的人抗议了。“我气坏了，你戴个红袖章，你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过来一下。”她还专门向招待所的经理投诉了戴红袖章的人。
这件事发生的三天后，母女俩在出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走到她们俩跟前，骂她们不孝无聊，杨丽娟这一次的处置方式是拨了110。她对在15分钟后才出警来到现场的民警并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太差了”。
回到兰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时有人会盯着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面，回过头来认真地看。
她的手机里还会经常收到骚扰信息，比如“杨丽娟，我们给你捐了一笔钱，放在刘德华的华仔天地，不过就算给你10个胆，你也不敢去拿”，短信大概有200多字，字字都是对杨丽娟的斥责和嘲笑。
与路人们的“专注”不同，回兰州后的杨丽娟感受到了“无人问津”的冷落。
在她的想法中：“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应该来帮助一下，我们俩该怎么办啊。”她口中的他们指政府也指记者们。而陶菊英则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两句话：“我们俩出门连东南西北都不分。”“女儿的压力很大，这娃娃以后怎么办？”
初尝世事艰辛
但生活是现实的，经济压力是现实的。母女俩每天的生活是四处办理各种手续：到31中办杨勤冀的抚恤手续、到社区申请杨丽娟的低保、把杨勤冀社保卡里剩下的两百多元钱拿出来。“一趟趟地跑、补资料、说好话”，从来都是父亲打理的这些事情，一落到自己的头上，杨丽娟才真正体会到世事的艰辛。
有一次她们俩在社区开一个没有工作的证明，前一天去了没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们没有户口簿不能开。她们的户口簿拿到31中去办抚恤手续了，于是杨丽娟告诉工作人员，户口资料可以在派出所的电脑上查到，但工作人员就是不办。母女俩都哭倒在现场，磨了很长时间之后，社区终于派了一个人去派出所看了一下，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出了证明。而最让她们俩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她们等一辆公共汽车，车来了之后一群人都上车了，她们在最后面，到她们俩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认真看了一下她们俩，居然就关上门开走了。
陶菊英已经不用像一个月前一样使用拐杖了，但她的腿仍然不方便，在这乍暖还寒的初夏，她的腿在下雨前总是会痛。“为了省一块钱，我每次都是走，走过好几条街。”说着，说着，她的泪就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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