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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弥:长眠异国的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

2007-05-19 来源: 世界新闻报

 作为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陈依弥不但是位贤妻,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她的丈夫和爱子讲述了她的生前往事。

  33年前,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郊万国公墓里,竖起了一方中国人的墓碑。这位中国人就是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官——我的妻子陈依弥。

  ☆“三八线”上缔结爱情

  1955年,我因工作关系赴朝,在开往平壤的列车上,我第一次见到温和热情的陈依弥,她是当时同行同事中的惟一的女性。我们一见如故,爱情的种子在板门店“三八线”上发芽, 1956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第二年,我同依弥来到锡兰(斯里兰卡在1972年前叫锡兰)工作。我们夫妇是第一批踏上锡兰国土的中国外交官。我们参加了全部建馆工作。当时我们还只是二十级和十八级的科员(她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充当政务参赞姚登山的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勤。

  工作虽忙,但在任四年,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

  ☆与斯国总理成了忘年交

  1961年,我和依弥分别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回国期间,依弥曾作为翻译和生活秘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访问期间,多次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接触,为我们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1971年初,我和依弥再次来到锡兰大使馆工作。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她负责办公室礼宾、文书和高级翻译工作,兼管处理军援事务。斯里兰卡军方戏称她为“女武官”。我们配合默契,共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班夫人家族成员都和我们感情很好。

  班夫人第二次出任总理时,身体不太好。应她的要求,我国政府派了包括针灸、心脏和神经三方面专家的医疗组到斯里兰卡为她治病。依弥因为是女外交官,英文又比较好,办事较方便,当时便充当了联络兼翻译。

  由于依弥认真负责,对班夫人精心照顾,很快便成了班夫人的“忘年之交”以及“身份显赫”的女友,经常出入于总理府和总理官邸。班夫人几乎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有时情不自禁地向她吐露家庭乃至政府工作方面的烦恼和打算。班夫人还特地向门卫交代,陈女士去她那里,无需事先约会,凭身份证便可随时进入。

  ☆18年后爱妻长眠异国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20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我们一家五人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这时候,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她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12月12日,在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她虽然感到体弱和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着她,班夫人还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也即回到使馆18个小时后依弥与世长辞,与我永别。

  ☆陈依弥个人经历

  ●1928年,出生于上海

  ●1946年秋,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

  ●1950年、1962年,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6年,入党,同年与王嵎生结婚

  ●70年代,任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

  ●1974年,在斯里兰卡病逝

  ☆母亲教会我许多本领

  我的母亲陈依弥个子不高,笑口常开。那时,我年少轻狂。在我的眼里,她也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普通翻译。在《新中国外交五十年》的大型画册中,她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不幸英年早逝,留下很多令人钦佩的往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整日无所事事,经常同一帮小伙伴逃学。一次,母亲又逮到我逃学。这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一边哭一边说:“这就是你送给妈妈的礼物吗?”正是母亲这句饱含着泪水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从那时起,我决心努力学习,不让她失望。可是,我对母亲的看法依然没有变。我喜欢的数理化她样样不会。

  对母亲的看法在我17岁时发生了变化。那年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擦干泪水,骤然发现她生前干了那么多事。在我面临生活的艰辛时才感受到她教会了我那么多的本领。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奉献。我母亲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很快便进入了外交部。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她被派往前线为志愿军做翻译。有人问她为什么放着小姐不做,冒险上前线。她的回答很简单:祖国需要我。

  她先后两次入朝工作,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两次在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那个年代,所有谈判和文件都要用手工速记,用打字机打。她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在她办公室睡醒一觉后,发现她还在工作。当她确信所有文件完成无误后我们才能离开。这时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只好和她步行七八里回家,那时我只有五六岁。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谦虚谨慎。在我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她与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女士,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起的许多照片。她替宋庆龄副主席做翻译时,还兼她的生活秘书。这时我才明白,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但她从来不张扬这些事。

  我从她那里懂得了爱。我母亲是长女。她对弟妹的关心,对父母的孝敬,在家里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外祖父家并不富裕,孩子又多。每当有好吃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一边。等老人孩子吃完了,如果还有剩的,她才吃上几口。她的爱心不仅仅局限在小家庭里。记得她的一位同事曾希望搞到一本英文字典,可经济上又很拮据。她毫不犹豫地花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送给她。

  我的母亲是一个教育大师。她从来不强迫我做什么。记得在幼儿园时我就常和父母一起做饭。一次我回家早,我自作主张做烙饼。一开始便把糖放在面里揉合,做成甜饼。做好第一个后,突然意识到没放盐。于是赶紧加盐。结果剩下的全都是甜咸混合的怪味饼。可是母亲回来后,却一个劲儿地说,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她吃了一块又一块。

  她鼓励我学习进取。按她的话说:“只要是合理,我们一定尽力支持。”八岁那年,我认识了磁铁。因为我对磁铁充满了好奇,她带我跑遍了北京城,一个一个售货员问。从早走到晚,就是为了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独立思考。每当家里要做大一点的决策时,她总是要听听我的意见。还要我给出意见的理由。这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做重大决定前必须要做充分的思考。

  母亲所给予我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的。她以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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