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7-05-24
3 月31日，二沙岛星海音乐厅，一场古典音乐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火爆票房。这场音乐会的主角，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首演者——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48年前，这首乐曲正是从她的琴弦下飞出，一路萦萦绕绕，成为家喻户晓、蜚声国际乐坛的经典。当年的这首乐曲是怎么创作出来？演出前的下午，记者专访了俞丽拿。
星海音乐厅的14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就连增加在走廊过道上的加座也被抢购一空。观众涵盖年仅5岁的懵懂小孩，到古稀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音乐会当晚，俞丽拿把自己对《梁祝》的理解和演绎，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观众分享。这首20多分钟的协奏曲，她花了两倍于作品的时间来分析讲解。
1959年，俞丽拿首演《梁祝》。
打报告入实验小组:
一身黑色晚礼服打扮的俞丽拿携着那把与她相伴相随的小提琴，边弹边讲，把大家带入了1957年……
“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从附中开始，我在乐队里就是拉小提琴的，那时这件西洋乐器对于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我们到农村去演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说听不懂。比起声乐系学生唱完后下面大喊再来一个，我们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决定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党委同意了，却没有把我的名字列进去，理由是我专业成绩好，担心我搞‘实验’分散精力，影响参加小提琴比赛的成绩。我打报告坚决要求才获批。就这样，我们一共六个人，五个大一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何占豪，组成了这个小组。”
周总理请我跳舞:
“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像广东音乐的《步步高》、西北民谣《四季调》、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俞丽拿边讲边演，每奏完一曲，就要观众说出乐曲名）。但我们依然很迷惘。有一次我到北京演出，在舞会上，周恩来总理请我跳舞。我不会跳，但总理说没关系，你跟着我的脚步就行，于是我就不断地踩到他的脚。跳舞的时候，我向总理吐露了我们小组的苦恼，总理说，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做，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一年以后，总理到上海来，我们就用小提琴给他演奏那几首民族音乐。总理听完对我说：‘俞丽拿，你提的问题现在不是解决得很好吗？’我一听就愣住了，我一个小小的演奏员一年以前向总理提的问题，他居然还记得！我们由此也得到启发，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400 多年了，传到中国不受欢迎，乐器本身并没有责任。我们要做的是给它增加一个说‘中国话’的功能，但是我们演的民族乐曲都太短了。”
创作《梁祝》献礼国庆:
“转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管弦系开始准备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献礼，大家商定要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于题材，当时正值‘大跃进’，所以想了好多革命口号的题材，比如‘全民皆兵’、‘大炼钢铁’，最后才把最适合小提琴特点的‘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题目，被独具慧眼的党委书记选中了。就这么确定了曲式和题材，但我们是管弦系的，不是作曲系，创作起来有难度。后来领导从作曲系五年级调来一位高才生帮助我们，他就是陈钢。陈钢和何占豪两个人真的是缺一不可，陈钢有作曲的功底，何占豪熟悉产生《梁祝》的土壤——越剧。他是进修生，来自浙江越剧团乐队，受越剧的影响很深，我们开玩笑说，他的骨髓里都有越剧的味道。所以《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可能也只有那个年代，人人不为私，才会有那样的成果。”
首演热烈拉两遍:
“1959年5月4日前，作品定稿了。5月4日以后，整个乐队开始手抄乐谱，进行排练。5月27日，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的新作品音乐会。这也是《梁祝》这部新作首次公演，但我们心里真的没底。我们8个女生站在乐队的最前面，穿着白衬衫、黑皮鞋、短袜子，拉小提琴。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扑扑地直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我们谢幕谢了很多次，把陈钢、何占豪也拉上来了，掌声还是响个不停。因为是新作品音乐会，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返场曲目，最后没辙了，只好把整首曲子从头到尾再来一遍。两遍加起来，一共拉了50分钟。我拉了40年琴，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轰动，这样的掌声，但只有那天，我真的拉了两遍，今生今世再没有过……”
文革成“放毒者”:
《梁祝》就这么流传开了。有人评价：俞丽拿独奏的《梁祝》不仅仅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而且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符号，满载着中国数代人的深刻情感体验。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梁祝》被批成“大毒草”，俞丽拿成了“放毒者”，要接受“消毒”改造。但即使是在那样的年月里，还有很多人关起门来，偷偷地听这部作品。
在近半世纪的时间里，《梁祝》久演不衰，在众多《梁祝》的演奏者中，首席小提琴手俞丽拿地位超然。经过几十年的锤炼，俞丽拿的琴音宏大，坚实有力，刻画了一个爱憎分明、落落大方、充满自信的“祝英台”形象。
作为《梁祝》的首演者，俞丽拿对这一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更有普及和推广的自觉。当晚，她的小提琴一会儿模仿乐队，一会儿模仿大提琴，她自己也扮演了多重角色，一会儿是祝英台，一会儿是梁山伯，仿佛她不是在讲一首乐曲，而是在讲一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她惟妙惟肖的模仿把小孩逗得咯咯直笑，但她直抵人心的琴声却让观众不自觉地潸然泪下。
为筹比赛基金厚脸皮到处求人:
音乐会上，俞丽拿带给观众的是一副精力充沛的形象，但就在演出前的一天，俞丽拿腰痛得厉害，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尽管已经很忙很累，俞丽拿还是在演出前的用餐时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出唱片200多万张稿酬不到1500元:
话题就从当晚要举行的签名售书说起——这本名为《永远的祝英台——纪实俞丽拿》的传记。虽然书是写她的，但书的版权并不归她。很多人都犯了像记者一样的常识错误，开口问她要书。对此俞丽拿并不急于澄清什么，直到后来谈到《梁祝》的唱片，她才解释：“我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有人开口问她要唱片，不得已的时候，我只能掏钱自己买来送给人家，就连用在音乐会上播放的CD，也是我自己买来的。”原来，由于中国唱片版权制度存在漏洞，虽然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正版唱片发行量已高达200多万张，但她前后从中获得的稿酬，却不到1500元。不仅稿酬拿不到，连自己版本的CD还要自己掏钱买。
俞丽拿打趣说：“文革时批评我‘三名三高’（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名嘛，小名气是有点，高呢？高工资高稿酬高什么？那时候我拿到的工资跟大家一样，稿酬就100元。现在‘三高’倒是有了，高血压高血质高血糖。”
请国外小提琴大师连经济仓都付不起:
1993年，俞丽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我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只要有100个《梁祝》的知音每人可以捐1万，我就有100万了。十几年过去，这个基金还从来没有超出过100万，曾面临停止运作的困境。”
拿着印有‘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董事长头衔的名片到处募集基金，从没求过人的俞丽拿觉得自己的脸皮好像掉到地上了，”有一次，人家说好了给十万元，但迟迟不给，我上门讨，那人暗示我给回扣，磨了好久，才要到钱。“
俞丽拿说，平时邀请国外小提琴大师来讲学，她连经济仓都付不起，每次向他们发出邀请，只能兜个圈子，问他们什么时候到亚洲来讲学，等他们到了韩国、日本再顺道把他们请过来。
人物档案:
俞丽拿，67岁，小提琴家
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举成名；
1960年，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并获奖。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成功；
1993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
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教研室主任，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
| 相关文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