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04 作者:宋丹丹
我自己的“奥斯卡”
2005年8月25日是我和先生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了近100位朋友,在屋后的草坪上“派对”狂欢。烤肉飘香,我们搭起一个舞台,支起10顶大篷,请来了歌手和乐队捧场。我亲自担当主持人,因为我需要圆一个梦。
“各位好朋友,从我做演员那一天起,我就梦想得到奥斯卡奖,25年来我这脑子里一直在组织那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眼瞅着年纪大了,这奥斯卡得不上了,我这感言憋得挺难受。今天我就自个儿弄一个典礼,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她叫张旗。”
说感谢谁谁谁是标准的奥斯卡“范儿”。那天我请来很多童年时的朋友,我向张旗伸出了右手。她站起来,大家为她鼓掌,然后听我继续说。
“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如果她不来,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么此刻到场的大多数朋友我都没有机会认识。”
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招生通知上说招20个学员,我心里想象,应该是20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了那儿才知道,男女比例为3:1,也就是20个人中,只招5个女孩子。报名费两块五,我只有5毛,另外两块钱是张旗帮我垫上的。
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
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
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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